当“新常态”时期不期而至，眼看着各种权力被陆陆续续关进笼子，手足无措的政商们颇有点“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伤感

文 周鼎

2014年是“新常态”元年。政治生态风云突变，经济形势悄然降温。昔日熙熙攘攘如登春台的政商朋友圈如今却是残阳如血寒蝉凄切。去年热播的美剧《权力的游戏》中那句著名的台词——“寒冬将至”，想必会令多少人心有戚戚焉。

许多商界人士知难而退，选择远离政治，明哲保身。有人说，“在商言商”，只谈生意，不谈政治;也有人说，企业家和政治家应该“精神恋爱”。传闻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戏言，戒烟是最容易的事情，一天可以戒三五次。商人扬言远离政治，恐怕也是最容易的事情，一天至少可以念叨三五次。古话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企业家与政治家的“精神恋爱”无论最初有多么纯洁，最后总不免半推半就地从“芳心暗许”沦为“以身相许”。也许，到头来一切只能怪“都是月亮惹的祸”。

正如金钱与权力从来都像是磁铁的阴极和阳极彼此吸引，官员与商人的眉来眼去暗通款曲自古皆然。然而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各级官员很少干涉商人们的贸易活动。孟子竭力鼓吹的仁政理想，其中一条原则就是“关市讥而不征”，免征营业税、过路费。不要与民争利始终是古代政治家们千古相传的基本国策。政治家们忠实地执行自由放任的产业政策，同时也严格地限制商人的社会地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商人和农夫、工匠都不应该也没必要过问政治，政治还得交给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去操心。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以，孔老夫子才说，“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可是，如果天下无道呢?那也只能如孟子说的，“处士横议”，而农民、工匠和商人则是不在此例的。不过，农夫尚有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商人就只能盼着子孙金榜题名光耀门庭了。帝制时代的商人或者仰承政府鼻息成为拥有特许经营权的官商，或者身处江湖不问政事成为自由买卖的民商。可无论是财大气粗的官商，还是锱铢必较的民商，都是政治舞台下的看客，偶尔出场也只是“打酱油”。

直到“以商立国”的大英帝国用坚船巨炮给世代信奉“重农轻商”的中华帝国当头棒喝，这种若即若离的政商关系才发生脱胎换骨的巨变。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割地赔款二十多年后才清醒过来，真正决定生死存亡的战争不是发生在战场，而在商场。于是朝野上下同心协力展开“商战”。向来琵琶遮面的中华帝国扔下天朝上国最后的矜持，像家道中落的贵妇裹着毛快掉光的皮大衣冲进市场当起了小贩。在早期创立的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中，雄心勃勃的洋务官员与中外融洽的洋行买办携手共进，奠定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基石。在大清帝国的最后十年，清政府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发展实业，奖恤工商，组织商会，举办商展。在这一重商主义政策的推动下，众多官吏和士绅纷纷放下了“子罕言利”的圣训，投身商海，殖产兴业，而更多官商合办和完全商办的企业也不断涌现。当商界人士骄傲地宣称商为四民之首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官商与民商的分别了，所有的商人都将与政治休戚相关生死与共了。

在这波澜起伏浩浩荡荡的从商大潮中，有人投身实业，追求救国济世的理想，如张謇以状元的身份弃官从商，创办大生纱厂，兴建天生港，将江苏南通打造成中国最早的工业开发区，也有人投机政治，实现资本扩张的目的，如虞洽卿以买办起家，利用他在租界积累的广泛人脉，与内地官僚政客紧密合作，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上海工商界领袖。前者可谓是“士商”，后者则可谓是“政商”。两者的出现反映了新兴工商阶层的地位提升。士商也罢，政商也罢，都与政治渊源深厚。如果没有张謇与袁世凯的合作，辛亥革命会化干戈为玉帛吗?如果没有虞洽卿与蒋介石的合作，国民政府又该何时才能定都南京呢?清末以来的诸多重大事件都少不了商人的身影，这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大亮点。

随着共和国进入计划经济时代，曾经风光一时的商人在“兴无灭资”的口号声中销声匿迹三十年。在接踵而至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中国放弃政治挂帅的极左立场，在解放生产力的大旗下，又一次迎来重商主义的新时期。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抱怨声中，官员、工人和农民纷纷下海，办公司，建厂房，好不热闹。台湾歌手郑智化隔岸观火，夸张地描述当时的盛况，“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正应了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然而，自清末以来“国进民退”的大趋势却依然没有改变。政府导向的产业政策决定着千千万万工商人士的经济命运。一旦缺少政府的大力扶持，企业家们就像难为无米之炊的巧妇，不得不面临着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的种种短缺问题，而且如果没有保护性的贸易政策，缺少竞争力的产品也难以在全面开放的自由市场上打开销路，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在此背景之下，即使最洁身自好的企业家与政府打交道也只能欲拒还迎欲说还休。更有甚者，在很长的时期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并行，公有制与私有制权责不明。官员越做越像商人，商人越做越像官员。官员需要政绩，招商引资，建厂修房，提高GDP，降低失业率。商人需要权力，掠夺资源，占领市场，降低生产成本，加速资金流转。所以，官员与商人一见倾心，一拍即合。官员政绩优异，青云直上，商人左右逢源，长袖善舞。政治资本与货币资本互利共赢，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官商利益圈。许多商人也就身不由己地当上了虞洽卿式的“政商”。当“新常态”时期不期而至，眼看着各种权力被陆陆续续关进笼子，手足无措的政商们颇有点“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伤感。

可是，当商界人士在痛定思痛后选择独善其身，却未免有因噎废食的嫌疑。当代中国早已不是古圣先贤心中“异业同道”的四民社会，而是各方利益在基本共识框架内公开博弈的公民社会。两者的最大不同在于，公民社会剥夺了士人的政治特权，却把农民、工匠和商人都变成了政治家。你在手机微信上的一次点赞、一次转发都是在参与建构公共空间，选择社会关注的话题，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但是，当今中国的公民社会还在蹒跚学步。唯恐天下不乱的舆论和叫嚣谩骂声嘶力竭的公知并不能成为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反倒是熟谙世情姿态稳健的民营企业家们的公众影响力与日俱增。在这个文化英雄退场资本英雄登台的时代，私人财富迅猛累积的民营企业家们注定了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当代商界精英大都拥有较高的学历文凭、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广泛的人脉关系。较之于象牙塔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眼光更能洞察时弊。他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在商言商”的商人本分，更应该履行“处士横议”的公民天职。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民营企业家都应该明白，与其在不公正的游戏规则下暗中作弊，不如公开参与制订游戏规则。走出“政商”的过去，走向 “士商”的未来，这将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在“新常态”下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