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料中，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扬州大盐商江春、福建富商伍秉鉴，三位都是所在时代的首富，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的传奇人生，都是高开低走，落寞收场。到底出了什么差错呢?我们从中能汲取到什么样的养料?

文 谭洪安

1661年11月初冬时节，北京城寒风瑟瑟。当66岁的郑芝龙被押赴菜市口法场途中，不知会否回想起壮年时快意恩仇、日进万金、权倾东南的海上岁月，并为后来两次关键性的投资失误懊悔不已?

大约两个甲子之后，富甲江南四十年的徽州籍扬州大盐商江春，眼睁睁看着亿万家财，转眼成空，自己老病缠身不说，一家大少，连基本生活开销都成问题，他又会作何感想呢?

时光再过去一个甲子，郑芝龙的福建安海老乡伍秉鉴，也即将走到事业和人生的末路。这位后人眼中的世界级富豪，精明强干、长袖善舞、游刃有余，整个商业生涯几乎没犯过什么大错误，但他苦心经营的财富王国，仍无法逃脱大厦将倾的命运。

三位首富，三段传奇，都是高开低走，落寞收场，到底出了什么差错呢?

千万身家 天外有天

史籍记载，鼎盛时期的郑芝龙“富甲八闽”、“富冠闽粤”甚至“富可敌国”。据明清史学者估算，郑芝龙的全部家财，超过明朝后期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也就是说，应在1000万〜1500万两银子之间。明末一两银子，可买大米两石，即折合190公斤上下，按今天的普通米价每公斤6元人民币换算，实际购买力约为1140元。换言之，郑芝龙之身家，堪比今天的百亿富豪。

兴盛于乾隆年间的大盐商江春有多少钱，史籍上虽然无明确资料，不过，乾隆爷六下江南，扬州为必到之地，其中至少有五次是由担任江春牵头张罗接待。据说，坐拥天下的乾隆爷目睹其奢华阔绰也不禁惊呼：“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有关广东十三行行商领袖伍秉鉴的巨额财富，更是为国人所熟知。同时代来粤经商的美国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一书里有描述：“1834年，有一次，浩官(按即伍秉鉴)对他的各种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估计了一下，共约2600万元。”时为道光十四年，2600万银元折合白银约1870余万两。有学者估算，当时清廷每年全部财政收入，一直在白银4000万两上下浮动。因此，伍氏也可以说富可敌国，其实力甚至超越曾不可一世的安海老乡郑芝龙。

皇权投资 殊途同归

直到50岁前，作为中国明朝末年第一海商的郑芝龙，每一次重大的投资或投机，都可以说是成功的。1645年，50岁的郑芝龙迎来了人生中的重大转折。当年夏天，入关的清军大举南下，郑芝龙与任镇江总兵的弟弟郑鸿逵联手，拥立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此即隆武帝。胸怀复兴之志的朱聿键，一心借助闽海郑氏集团的雄厚财力和武力，而郑家上下也因拥戴之功，几乎集体封侯，郑芝龙封平虏侯，郑鸿逵封定虏侯，连年方21岁、只是秀才出身的郑成功，也获封御营中军都督及忠孝伯，得以侍从隆武帝左右。

以明朝遗民自居的大学者黄宗羲尖锐地评论说：“郑氏以盗贼之智，习海岛无君之俗，据有全闽，既无鞠躬尽瘁之忠，难责以席卷天下之志。”后人更认为，郑芝龙此举，是试图仿效战国时大商人吕不韦支持流落他乡的异人为秦王之举，以“匡扶明室”为名，作一本万利的长线政治投资。

但隆武帝不是秦国的异人，不愿听命于郑氏，南明小朝廷也内耗不断，不过一年多后，隆武帝兵败身死，郑芝龙见投资失利，果断“斩仓”，轻骑离开安平前往福州，与率清军入闽的贝勒爷博洛“握手甚欢，折箭为誓”，正式纳降归顺，等着接受清廷许诺的闽粤总督的大印。

可这一回，大半生纵横商海、无往而不利的东南首富，再度失算了。等待他的，是长年在京城监视居住，以及“年六十余矣，复对刀笔之吏” 的无尽屈辱(他62岁时因“通海”罪名被下狱审讯)。

如果说，郑芝龙支持风雨飘摇的南明隆武帝之举，属于典型的“风险投资”，看好的是潜力股，赔本也只能认了，那么大盐商江春的投资对象，是名副其实的超级“绩优股”——乾隆爷。他竭尽心力和财力，将生性风流、又好排场面子的乾隆爷，伺候得十分欢喜。乾隆五十年(1785年)，北京举行“千叟宴”大加庆祝，乾隆爷投桃报李，江春应召进京赴宴，并获赐杖之荣，自此“以布衣上交天子”之美名传诵一时。

扬州盐商经营的不是国有企业，但它们是在清廷长达百年的“特许经营”保护伞下发家致富的。既受重点保护，就要缴纳可观“保护费”，盐商们也往往因此承受各级官府吏员的盘剥，乃至倾家荡产，江春虽贵为当朝天子的座上宾，亦不例外。由于经年累月的主动或被动的报效捐输，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加上清朝中叶前后两淮盐商集团的整体衰落，江春家族晚年负债累累，陷入“贫无私蓄、家产消乏”的窘境。反过来是得知消息的乾隆爷特别开恩，下旨从国库拨款借贷，以助其度日。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江春在潦倒中病故。可怜的是，这位昔日江南首富身后，几乎没留下什么值钱的家产，弄得一大帮妻妾子孙衣食无着，甚是落魄。

新旧商人 一线之差

尽管同是大半辈子纵横捭阖、登上财富巅峰，老来却晚景凄凉，但郑芝龙与江春作为传统时代商人企业家的个性、气质、思想不尽相同，其成败基因也不一样。

郑芝龙早年当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后来追随海盗头子李旦，来往台湾、日本及东南亚之间，过着以命相搏、亦盗亦商的冒险生涯。因勇毅出众，甚得帮主欢心，李旦死后即接管了海盗集团几乎全部人力和资产，大约31岁时自立门户。他自幼没受过多少儒家正统教育，又常年跟海内外各色人等打交道，头脑里既没有多少“忠君体国”思想，也不太在乎“夷夏之辨”。

在长达20年的武装海商集团经营活动中，他数次接受明廷招抚，又每每降而复叛，无非是借助官府之力，伺机逐个击破海上对手，独享南海之利。他势力最大之时，所控制的海域范围内，船只未持郑氏集团令旗者，不能来往航行，每条“合法”通行的商船一年须交船税3000两银子，仅此一项，给郑芝龙带来的年收入便以千万两计。有学者推算过，郑芝龙整个海商生涯所获利润，当在白银6000万两以上。羸弱的明末政权，对此只能只眼开只眼闭。

因此，在明朝末年国家专制权力大大削弱之际，郑芝龙其实很有机会实现惊险一跃，像他生意上的对手和伙伴欧洲海商一样，蜕变为具有国际视野和独立精神的新式商人。但关键时刻，他还是选择向皇权靠拢，期望在政局大动荡中，捞取政治资本，由海盗、海商转为官商后，再进一步当上“皇商”，以求得权力的终极保护。

而祖籍徽州，出身盐业世家的江春，是地道的中国传统商人，谈不上有郑芝龙身上那种新式商人的潜质。他通过数十年持续努力，得以“以布衣上交天子”，无论在制度上还是个人交情上，已获得了“准皇商”的身份和地位，本来完全可以高枕无忧了。他的失策在于：权力投资上的成本预算与实际收益没平衡好，风险超出了可控范围。盐业市场火爆时，垄断经营，赚得盆满钵满，一旦遇上不景气，入不敷支，资金链就断了，乾隆爷他老人家除了念念旧情，聊表同情外，也不会真的救你于水火之中。

冰山靠山 身在此山

最后来看看，身上集纳了闽粤商人眼界开阔、大胆创新等种种长处于一身的伍秉鉴，为何一辈子不犯大错，最终也难免黯淡结局?

据史料记载，自乾隆元年(1736年)起，粤海关税收逐年增加，乾隆五年以前，不过白银25万两上下，到了乾隆后期的1784年前，已增至60万两。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即伍秉鉴等十三行行商风生水起之时，粤海关税收则陆续递增至100万~150万两，广州因此被誉为“天子南库”，专司外贸的十三行行商，功不可没。

也就是说，以伍秉鉴的怡和行为首的十三行行商，其实已拥有相当于“皇商”的地位。乾隆嘉庆年间，即19世纪初前后各二三十年，精于官商两道的伍秉鉴及其家族，主理十三行行务最久、地位最高、财力最为雄厚，种种报效捐输、上下打点之事，伍家都是当仁不让，牵头实行。

跟郑芝龙一样，伍秉鉴的商业王国版图绝不仅限于天朝内地。怡和行不仅在国内拥有房地产及茶山、店铺、巨额现金，还远渡重洋，投资美国的铁路、股票和保险业务，俨然成为中国早期的跨国企业。

照理说，在大清一统的盛世中，又拥有独一无二的合法海外贸易及投资机会，行商们的日子应该十分滋润才对。可与行商们巨大财富和声望不相符的是，自其兴盛之日始，便屡有欠债、破产、抄家、充军乃至绝望自杀的事件发生。个中原因，还是与行商开办和经营过程中，各级官员不断的盘剥榨取，缴纳给政府的沉重关税、捐输，以及替破产行商分摊偿还“夷债”的负担等等。

在行商一片哀鸿遍野之际，“伍怡和”始终得以独善其身，总算是一个奇迹了。但天有不测之风云——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内，明确要求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废除广州实行的行商制度，广东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百余年时光，至此戛然而止。

第二年，即1843年，伍秉鉴以74岁高龄去世，为一度辉煌的十三行，也为近代以前中国跌宕起伏的财富传奇，划上了一个无言的句号。这位据说曾是十九世纪中前期世界首富的大商人，也抵不过国运衰微、皇权式微所带来的拖累。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相传曾资助朱元璋建南京城的元末明初江南首富沈万三家族，同样因试图政治投机，攀附皇权，惨遭生性冷酷猜忌的朱元璋灭门厄运。明清史名家顾诚就此有过精彩的一句话评论：“错把冰山当靠山。”

明清以来郑芝龙、江春、伍秉鉴三大首富的悲情人生，大概也能以此作为最佳注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