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当下中国各种量级的富人，最为关切也最为心里没谱的，应该就是财富的传承。“富不过三代”这个历史魔咒笼罩下，几乎人人都在试图找到突围的通道，尽管历史记录表明几乎没有成功者。

各种攻略中，说的最多的，是财富持有者的内部管理——既包括企业的内部管理，更包括家族的内部管理，诸如勤俭的家风、精良的教育、以及各种管理工具的合理运用等。

这类微观层面的技术改良，当然能增加具体某家的竞争力，然而，依然难以解决大面积的、坍塌式的中国财富传承困境。其实，“富不过三代”的宿命，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内部治理问题。

中国式政商关系并非肤浅的权钱交易

首先，就是传承数千年而本色不改的中国式政商关系。

权力与资本的中国史，“交易”、“勾兑”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也存在着分歧、对立甚至激烈的斗争。管仲时期，就将“二君二王”作为执政者必须严加防范的不稳定因素，竭力避免资本成为权力之外的第二“君”、第二“王”。自此，数千年的中国政商关系，都在打压、勾兑、再打压、再勾兑的循环中进行，宛如制作酱油的“九蒸九晒”，一口大酱缸因此而成。

中国政商关系的本质，并非表面肤浅的权钱交易，而是缺乏规则——更确切地说，是以“潜规则”替代“显规则”。在这样的中国特色之下，任何财富的形成，都根基于沙滩之上，危机四伏，随时可能坍塌。政商关系固然能构建财富，但也足以摧毁财富，并且，这种摧毁的时机与力度不可测。再加上财产及个体权利保护体制的缺位，财富的传承风险十分巨大。即便财富侥幸传承了，打造这些财富的特殊政商关系却往往难以传承，财富在“富二代”手里也就迅速地丧失了再生产的功能，成为纯粹的消耗品，甚至成为新一轮政商关系猎取的猎物。

其次，是历史惯性下财富传承的“诸子析产制”。

自周代确定宗法制度之后，权力传承采取“嫡长子继承”。所谓“嫡长子继承”，据《春秋公羊传》的表述，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所谓“嫡子”，就是正妻（如皇后）所生之子，而庶子就是正妻之外的妾（如妃嫔）所生之子。继承的顺序，先看嫡庶，再看长幼，嫡子中年龄最长者为第一继承人；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才轮到庶子们，庶子的继承顺序根据其生母的地位高低排列。

与权力传承不同，财富传承基本奉行“诸子析产制”，即财产的继承由所有的儿子析分，并且是基本平均地析分。商鞅改革时，“诸子析产”成为国家法令的重要部分。为了增加国家税收、扩大兵源、加强农业生产，商鞅强制民众在儿子成年时必须分家，一方面通过税收杠杆推进，“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另一方面干脆通过刑法确保，“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史记·商君列传》)。

这一政策，虽出自政府高压，却未必不符合民意。任何一个家庭，如同任何一种组织结构一样，都存在着向心力与离心力。向心力，来自血缘亲情关系，这是先天的；离心力，来自财产利害关系，这是后天的。当耕作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家庭集体劳动的旧有模式，带来严重的“大锅饭”症状。正如《吕氏春秋》所指出：“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集体劳作磨洋工，分田单干下勤力，如此情形，在当代改革生动地再现于中国农村，并因此推动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

分田析产之后，农业生产的效率大大提升。这样的好政策，自然被后世历代政府沿用，个体家长制下的“小家庭”，取代宗法制下的大家庭，成为中国主流。根据云梦汉简的记载分析，汉代时每个家庭的平均人口数量为4.67。后代所谓的“四世同堂”，实际上是多个小家庭的松散的组合体，类似“邦联”而非“联邦”。

诸子析产，每个儿子单独立户，生产、生活压力相同，分家所得也因此基本平均——当然，作为家族内继承“家长”地位的长子，往往可多分一些，或者以长孙的名义多得一份。这样的“平均主义”，显然那有助于维稳的大局，因此甚至得到了法律的支持，如唐朝法律就规定：“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诸同居应分，不均平者，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在普遍的“诸子析产”制度下，家庭财富在代际传承中不断分解，变得稀薄。

在中观层面上，政商关系与“诸子析产”分别构成了“富不过三代”的外因与内因。比政商关系、财产继承制度更为深远的影响，来自于宏观层面的社会失序，这不仅导致了“富不过三代”的财富消逝，而且造成大面积的财富灭绝、甚至财富拥有者的人身灭绝。

汉语中的“革命”一词，本意指的就是改朝换代，《易》中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种“革命”，即毛泽东所说的“王朝周期律”，考诸中国历史，几乎不到一个世纪就要来一次，正好是三、四代人的时间，其结果就是人口、财富大幅度消灭。

人口史学者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减幅高达50%~70%的人口大衰退——一半以上的人口被消灭了。尽管对具体数额有争议，但社会动荡造成人口周期性、毁灭性大衰退，是不争的史实。如，《地理志》记载，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 人口为5959万，“汉极盛矣。”仅仅三年后，王莽篡权，大规模政治动荡开始，并演变为大规模内战，到东汉初年，据《后汉书》记载，光武中元二年(57年)的人口数为2100万。仅仅55年之间，全中国的人口就被消灭了一半多。如此骇人的人口大衰退之间，小规模的动荡几乎从来不断。

一部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火山喷发史，而且还是一座非常活跃的活火山。这座火山，大规模的喷发大约100年一次，中小规模的喷发以及因此造成的地震等，几乎成为常态。那些极为罕见的短暂休眠期，则成为中国历史上极为稀缺的“盛世”，难怪国人“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在这座火山之下，“活不过三代”甚至都是常态，“富不过三代”实在算不上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