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是个不死的公司。

（The King is a Corporation in himself that lives ever.）— 英国谚语

宗庆后今年73岁了。尽管他依然精力过人，工作忘我，但时间的痕迹还是逐渐在他身上显现，这一点在两代人对比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女儿的成长意味着父亲的老去—无论宗庆后是否愿意，他都必须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

在宗庆后刚过60岁生日的时候，娃哈哈和达能集团正处于分道扬镳的前夜，此时达能集团的代表突然向宗庆后提出了接班人的问题，表示宗庆后想干到什么时候都可以，但希望他确定一个接班人。这使得宗庆后非常恼火，在当时的他看来，“接班人”三个字包含着对他能力的怀疑和让他出局的暗示，但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娃哈哈与达能之间的罅隙，宗庆后自己其实很清楚，接班人是迟早要面对的问题，然而，宗庆后还是表示， “自己不能失去娃哈哈”。

这一表述非常耐人寻味。首先，如果是出于对“权力”的贪恋，那么更好的表述其实是“娃哈哈不能没有自己”；其次，显而易见的是，宗庆后只有一个独女宗馥莉，而他们的父女情谊是不容置疑的，企业要传承下去似乎别无其他人选，那么他为什么还会在这件事上如此纠结呢？这一问题其实等价于：娃哈哈在何种意义上是“自己”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还是要回到他对企业的理解上来看。

宗庆后在谈论他对企业的理解时，曾这样说道：“一个企业就像一个国家，国家具有的所有要素与细节，企业当中都具体而微地呈现着：对命运的争吵、不同的理念、兴奋与沮丧、高潮与低谷、矛盾和冲突、激烈的情感、无法言说的勇气。”

细究这段话，就会发现他在归纳企业与国家的共同特征时，使用的这些词语不像是在描述一个理性的机构，而更像是描述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恐怕绝不仅仅是用来修辞的比喻，还隐含着他对企业和企业家关系之间真正的理解。那就是，企业家其实是有两重身份的，即作为一个人的身份和一个公司的管理者的身份。而对这两种身份关系的理解，直接塑造了宗庆后在接班问题上的种种决策，不得不加以探究。

企业家的两个身体 宗庆后的理性和感性

“公司”产生于西方，其英文词corporation还有“法人”的含义。 Corporation的拉丁文是corporatio，词根corpus即“身体”，其最直接的含义就是“化为身体”。因此法人corporation，其实就是企业家的化身。如果我们类比历史学家康托洛维茨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对国王的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的划分，企业家其实也有两个“身体”，不妨称作自然身体和法人身体。

宗庆后怎么看待这两个身体的关系呢？要了解这一点，只需考察当两个身体产生冲突时他的做法，便能得到答案。1988年正值娃哈哈建厂初期，儿童营养液销量不错，包装容器“安瓿瓶”需求量日益增大，有一次有位职工在验收运到的一批安瓿瓶时，发现有部分瓶子质量不是很好，破损略微超标。考虑到安瓿瓶的量供不上，这家供货单位又是宗庆后的父亲帮忙寻找的，因此他就将这批瓶子收了下来。宗庆后在得知此事后，严厉批评了这位职工，责令他退回这批货。他当着大家面对父亲说：“企业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大家的，我要对大家负责，这批货一定要退回去，我没有其他办法，请您理解我。”法人身体虽然不可见，但它却能代表公司和员工，并且要对公司的业绩和员工的福利和错误负责。法人身体必须克服和排除自然身体天生具有的心理和生理缺陷，甚至一定程度上还要脱离自然身体所处的自然关系（如血缘），来担负作为法人身体的责任。作为公司法人的宗庆后可以为了公司的利益而“六亲不认”，但回到“自然的”家里他还是能尽自己作为儿子的孝道和义务。

如此看来，法人身体应该是更加理性和冷静的，因为这个身份背后关系着整个公司的生死存亡。但既然宗庆后能够区分两个身体，他为什么在描述企业时还使用诸如“兴奋与沮丧、高潮与低谷、激烈的情感”这种感性的词汇呢？恐怕其中还有他对二者关系的更深一层理解。自然身体与法人身体是无法分开的，二者是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换言之，法人身体带来的财富、责任和在公司的权威，毕竟还是要加在这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因此公司（特别是成长期的公司）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色彩。法人身体虽然与自然身体牢不可分，但对于宗庆后来说，显然法人身体更为重要，所以他才会说出 “自己不能没有娃哈哈”，如果达能集团自行安排接班人代替宗庆后，无异于“要了他的命”。

这一点，在娃哈哈最初与达能签订合资协议时的谈判就可以看出。达能与百富勤组成金加公司合计持股51%，娃哈哈集团和娃哈哈美食城公司合计持股49%，合资公司董事长由宗庆后担任。宗庆后接受了他们的条件，他认为达能和百富勤虽然持有合资公司51%的股权，但毕竟是两个股东，而娃哈哈方面合计持股仍然高于前两者中的任何一个，且拥有董事长的席位，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但随后达能提出要宗庆后交出财务控制权，宗庆后直接以退出谈判为要挟拒绝了这个条件，最后更是直接与达能约法四章： “一，合资后保持‘娃哈哈’的品牌不变；二，合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全权委托给娃哈哈，由娃哈哈的人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三，合资前企业中的员工一个都不能辞退；四，娃哈哈原有的退休员工待遇不变，现有员工的工资只能递增不能减少。”

四项条件中，前两项意在捍卫公司的独立，不允许娃哈哈成为其他企业的附庸；后两项主要是为了保障员工的权利，体现出他对员工的关心，这一点也许按照纯粹商业的逻辑似乎不太“理性”，但实际上恰恰体现出宗庆后这类企业家对企业的理解。公司作为企业的组织形式，实质上是资本的联合，无论是股东还是职工，这些“自然人”的安危本不应该对公司的运营产生影响。因此在宗庆后看来，作为企业组成部分的职工也应该是构成这个法人身体的一部分，他虽然是这个身体的头，但如果没有了职工组成的躯干和四肢，这个身体也就不复存在。而“头”的比喻也不是笔者的创造，而是来自宗庆后的自述：“我有我的优势。娃哈哈只有我一个‘头’。‘头’一多的话，企业就不行，争斗太多。”

娃哈哈的股权安排也可以作为宗庆后对企业理解的佐证。娃哈哈实行了罕见的全员持股制度，截止 2016 年 10 月，持股人数高达15000人，每年分红，通过让职工持股，将职工自己的自然身体和企业的法人身体更紧密地结合起来。除了制度上的安排，他对公司员工无微不至的关怀构成了维系这个庞大身体有机联结的另一纽带。每年春节，宗庆后都要请留守的员工一起举行晚宴，在2017年的双十一还发了2.5亿元给员工“剁手”。原因无他，因为这些员工所在的公司，正是他自己自然身体的延伸，四肢的冷暖成为大脑的痛苦和快乐之源。关于这一点，宗庆后自己有过更为精彩的表述：“它（娃哈哈）是我的整个人生，所有的梦，一切的意义、价值、标签和符号。它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证明。我希望它成为百年企业，成为不朽的象征。这需要未来者为它注入新的生命。我所能赋予娃哈哈的，就像是李云龙为独立团所赋予的，那种叫做‘灵魂’ 或是‘精神’的东西。”自然身体是必朽的，但法人身体可以是不朽的。

两个身体的成长与创造 娃哈哈的“家文化”

企业家皆有两个身体，但对两个身体之关系的理解却有很大不同，这也是笔者没有使用“两重身体”这个讲法的原因。对于宗庆后这样的企业家来说，自然身体和法人身体密不可分，且法人身体更加重要。两个身体可以彻底分开，法人身体的受损不是不可接受的，更不是什么切肤之痛。但是自然身体的形成永远先于法人身体，是自然身体创造了法人身体，因此法人身体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然身体的烙印。

宗庆后给娃哈哈打下的烙印是什么呢？许多人相信是“家文化”。

企业是家

如前所述，宗庆后在不同场合强调过“企业不是我个人的，是大家的，我要对大家负责”。家文化在娃哈哈早期就有体现，宗庆后在车间里身体力行地干活，每个员工的脾气、性格和水平他都知道，遇到事情职工都是直接找他。即使后来兼并了罐头厂，娃哈哈拥有两千多名员工时，他依然坚持这一点。宗庆后和员工一起吃饭的时候，若是听到大家议论哪个菜淡了，哪个菜咸了，他就忍不住自己跑到厨房去“指导”大师傅：“你把这个菜多放点盐，这个少放点。”宗庆后甚至还会记得哪个员工没有结婚，哪个员工的小孩多大了。他对员工的关心是方方面面的，除了这些生活细节上的关照外，在诸如买房、租房这样的事情上也毫不含糊。老员工的住房问题已经通过福利分房的方式解决掉了，新员工由于国家政策，就采取了经济适用房补贴的方式，还在企业内部建立了“廉租房”。在迟宇宙为宗庆后写的传记中如此评价道：“企业是家，起着关键作用；员工是家人，若是没有员工就如家中无人。一个没有家人的家称不上家，只是座房子而已。”宗庆后为什么以这种“家文化”来管理企业呢？通过回顾宗庆后的成长史，我们可以做出推测。

隐忍的父亲

如前所述，法人身体也许可以是理性的、独立的，但自然身体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感性的痕迹，且始终存在于和其他自然身体的关系之中，而人最早进入的人际关系，就是家庭。

1945年11月16日，在漫长无止境的时间轴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对于江苏省宿迁市东大街一户普通民房里的宗家来说，却是血脉延续、香火相传的日子。这一天，宗庆后出生了，父亲为其取的名字，寄托着殷切厚重的期望，盼望他能够有一番作为，也不枉他是抗金名将宗泽的后代，更不枉他来人世间走这一遭。

20世纪50年代，中国从剧痛中挣扎着站了起来，新中国的号角响彻九州大地，祖国的大好河山重整旗鼓，百废待兴。在这个属于华夏儿女展望美好未来的新纪元，由于“出身”的问题，宗家却在承受着难言的压力。宗庆后的祖父曾在张作霖手下出任财政部长，负责东北三省的财务和税赋，并担任过河南省的代理省长，可谓权倾一时，显赫一方。他的父亲宗启騄曾在汪伪政权下做过当地邮政局的一名职员。这样的家庭成分，在当时被定位成“旧官僚”，是群众重点抨击的对象，因此一家人在那个时代，谋生却变得格外困难。

宗庆后出生时，这个家庭就已经贫困不堪，父亲始终未能找到工作，全家人靠着母亲微薄的收入维系生计。时过境迁，当宗庆后回忆起当年的窘境时，他说：“没别的印象，就是有上顿没下顿，有下顿没上顿，很苦！”穷困的家庭生活，是这个世界带给宗庆后的第一印象，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后来如此重视职工特别是老职工的福利。

为了找工作而四处碰壁的宗启騄，承受着来自生活的压力，苦寻无果后，1949年，心灰意冷的宗启騄夫妇决定离开江苏宿迁市，举家搬到宗庆后祖父的安葬地—浙江杭州市。一家人辗转异地实在是无奈之举，然而，崭新的环境并没有带来希望。

宗启騄毕业于中国大学化学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称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怀揣着一身学问和满心抱负的他，在来到杭州的第二天，就被现实狠狠扇了一巴掌。由于曾经的工作经历，当地竟然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他。空有才学，却无用武之地，堂堂七尺男儿，却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妻儿还在等待着他的好消息，期待着他来改善恶劣的生活条件，甩开贫穷带来的阴影，只是美好的终归只是愿望，他不得不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内心的汹涌澎湃，不知道该怎么平复。他害怕看到妻儿失望落寞的表情，这让他更加焦虑不安。

宗启騄虽然是当时罕见的大学生，但缺乏魄力，以至于后来宗庆后在回忆起父亲时，总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时代的洪流中，父亲这样的大学生没有投入到革命事业，至少投入到民国的抗日事业中，最少，也可以做一个有名的学者，而宗启騄却甘愿成为一个小人物，在南京、徐州和宿迁徘徊，靠着兄弟谋取了一份政府的工作，勉强度日。宗庆后对成功的渴望，对贫穷的恐惧，都是在此时埋下的种子。但另一方面，生活虽然不见起色，宗启騄却从来没有在孩子们面前流露过哀伤，而是通过言传身教来教育孩子。宗庆后后来回忆：“我只是记得，全家的聚会总是在晚餐时，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中，在昏黄的灯光下，父亲给我们讲他对做企业、做生意的看法，为人处世之道、时事趣闻等等。”童年时代的启蒙，对宗庆后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而且这种谈话，本身也是维系父子关系的一种方式。

不多久，宗启騄到农村去接受改造教育。他的离开击中了这个本就脆弱不堪的家庭。主心骨没了，顶梁柱没了，生活更是寸步难行。

坚韧的母亲

这段艰苦的岁月，造就了宗庆后的母亲王树珍，也影响了宗庆后的一生。在宗庆后的回忆中，这位具有贵族格格血统的母亲从来没有焦虑、抱怨或者退让过，她总是一副处变不惊、从容不迫的样子。早在南京战乱时，王树珍一个人带着宗庆后和宗端后，丈夫的汇款由于战乱迟迟未到，王树珍就独自到南京的宁波同乡会去教书，从而得到每月几斗米的工资，养活了宗庆后两兄弟。在宗庆后读中学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每个人都饿得心慌慌的，宗庆后和弟弟们都在生长期，更是感觉饥饿像从胃里长出一只手来，不断地想抓点吃的。对宗庆后来说，儿时的称米分粮可谓是一种管理的启蒙。面对弟弟们无辜而可怜巴巴的目光，他必须压制自己的欲望，让理性占据主导，从自然身体以外的角度着眼做事。

对王树珍来说，她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生养了五个懂事、听话和有出息的孩子。同样对于她来说，一生最大的伤痛，或许就是将女儿宗蕊送人，过继给了九叔叔家。

宗蕊出生时，白天宗氏兄弟们要去上学，王树珍要去上课，没有人能够照顾她。王树珍的班上有个男生生活很困难，他的寡母没有工作，全靠给别人洗衣服维持生计。王树珍觉得他们母子太可怜，就想帮一下他们。有一天，那个女人找到母亲说：“王老师，小妹没人带，我给你带孩子吧。”王树珍同意了，答应每个月给她发 15 元钱工资。后来王树珍知道那个女人拿了她给的 15 块钱之后，还是照样去给别人洗衣服。她洗衣服的时候，如果宗蕊在哭，她就用棉被盖住宗蕊，让她的哭声传不出去。有时候她嫌宗蕊老是哭，还偷偷地打她、拧她。王树珍知道了宗蕊被虐待的惨状，无法忍受，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流。

差不多这时候，宗启騄的九弟从外地回到了杭州。他们提出领养宗蕊，宗庆后坚决反对送走妹妹，但他的反对没有生效。王树珍一想到宗蕊被虐待就全身发抖，坚决不想让这样的事再度发生。她后来自我开解说，自己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宗蕊不受虐待；最关键的是，都是一家人，一笔写不出两个“宗”字。宗庆后兄弟几个已经开始懂事了，知道妹妹去了叔叔家，没法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了，但是他们毫无办法，只能把眼泪含在眼眶里，吞咽在心里。

奋斗的意义

宗庆后的童年生活称不上悲惨，但也远称不上幸福。也许，正是宗庆后幼时的家庭生活所经历的贫困饥饿、骨肉分离等等苦难，让宗庆后更加意识到美满家庭生活的可贵，而父母的坚强和隐忍，则让宗庆后明白了奋斗的重要性。早年自然身体遭受的伤痛，要在将来通过法人身体得到补偿；早年自然身体习得的经验，将会永远伴随创造法人身体的过程。因此，宗庆后力图将企业打造成一个大家庭，用现在的幸福来弥补过去的痛苦，并且对奋斗的意义坚信不疑。他后来回忆起这段岁月时说：“如果我关于南京的回忆会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的前一阶段一定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我对幸福和安全感的需求；至少在我的内心深处相信，我曾拥有一段值得称作幸福的童年，尽管它很短暂，并且脆弱而易破碎。而它的后半部分，让我在懵懂中便习惯了‘艰难’这一命题，明白它是一种常态，明白它像掌心中的纹路一样清晰、自然而富有诗意，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并且要用最大的智慧和勇气去克服它。”

在以后漫长的读书和工作生涯中，宗庆后总是保持积极和乐观的人生态度，力争上游，绝不向困难妥协。不管是后来创办娃哈哈的艰辛历程，还是闻名全国的 “达娃之争”，宗庆后总能在绝境中崛起。宗庆后在 1987 年创办娃哈哈之后，一路高歌猛进，不管世间潮起潮落，竞争对手覆雨翻云，娃哈哈始终屹立于浪潮之巅。几十年过去了，首富换了一茬又一茬，而宗庆后家族始终排在前列。

宗庆后结婚时对妻子说：妈妈把我们带大不容易，妈妈最苦。他回想起自己所经历的这大半生，说自己拥有的一切，如果说全依赖他的母亲，也肯定算不上夸张。因为对于宗庆后这样的一代企业家而言，家庭既是孕育他们自然身体的地方，也是他们创造法人身体的源泉和动力。

自然身体的更替与法人身体的传承 两代人的选择

自然身体与法人身体不可分割，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企业领导的更替以及企业的代际传承。自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企业可以不朽。如同王位继承，英国谚语说：“国王死了，国王万岁!”它的意思就是说，前一个国王的自然身体死了，但是“国王”的荣耀和尊严是不死的、永存的。这里再次强调，法人身体是一个抽象的、非人格的事物，但是却必须由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来代表。尽管有着巨大的相似性，企业家和“国王”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用国王的两个身体和企业家的两个身体相对比的话，作为自然身体的国王是不能拥有自己的属地的，因为国王的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不可分。所以说国王领受了某块土地，并不是国王作为一个自然人而领受了它，而是当国王作为一个政治主体、拥有了政治权力之后才领受了它。也正是因为如此，这块土地不能因其在表面上是国王的领地，而像私有财产一样被国王任意处理，而必须遵循代表国家权威的法定程序。但企业家不同，作为自然身体的企业家可以有自己的财产，自然身体和法人身体是否可以分离完全存乎企业家的想法和安排，他可以通过资本运作和制度安排，将企业彻底变作自然身体所拥有的财产的一部分，或是将其与自己分离，成为公共市场里的商品然后变现。而且，公司也和国家不同，国家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不可分离，都属于国王，但对于公司而言，这两者完全可以分离。

两代人 两种情感

面对“接班”问题，一代企业家有三种选择：一、传承所有权，管理权交由他人；二、同时传承所有权和管理权；三、将企业卖掉变现，只传承财富。

对于一代企业家而言，企业是他们生命的延伸，是他们打造出的第二个身体，但对于二代企业家而言，企业是一个既成事实，甚至在他们自然身体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两代人对企业的感情是不同的。

因此，在接班问题上，二代企业家们的心情是很微妙的，他们还很年轻，人们对他们的认知往往来自于他们的自然身体，如“某某的公子或千金”，他们非常想创造自己的法人身体，摆脱自然身体给他们带来的标签，这也是许多二代企业家选择做“创二代”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一部分最后还是会接受接班的提议，其中的原因值得深究。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来自于“既有大蛋糕”的诱惑，相比较从头创业的筚路蓝缕，还是坐享其成更为安逸，也许这是原因之一，但笔者认为这很可能只是局外人的推测。须知，他们从小生活富足，除非出生较早，否则不会经历初创时期的困难，而在没有感受过生活艰难之前，恐怕不会轻易选择继承产业，更有可能的还是顾及父辈的感情。宗馥莉的接班过程便是一例。

董事长赢了 父亲输了

1982年1月出生的宗馥莉，只比娃哈哈早诞生了5年。从一个父亲的角度看，宗庆后觉得自己演好了“娃哈哈之王”的角色，却差一点演砸了一个父亲的角色。这是他的大实话，没什么可遮掩的。“没有时间。”这是一种现实，虽然听上去又像是一个借口。

娃哈哈的一位元老说，那时企业发展快，宗庆后忙得要命，没时间到幼儿园去接她；她妈妈也在娃哈哈工作，也很忙。有时候夫妇俩忘记去接她，整个幼儿园只剩下她一个人在那里哇哇大哭，他们看了都心疼得要死。

宗庆后看重宗馥莉的学习。他只读完了初中，深知学习对一个人的未来有多重要。宗馥莉被夫妇俩送进了杭州建国一小，之后又转到了教学质量更好的杭州胜利小学。宗馥莉后来到了杭州市第二中学读书，那是杭州乃至浙江最好的中学之一。她的成绩越来越好，宗庆后则越来越忙，几乎没时间照顾她，一切都由妻子施幼珍照料，所以宗馥莉与妈妈始终很亲密。那时候宗馥莉生病了，都需要施幼珍一人去张罗。一想起这些来，宗庆后就颇感自责。

1996年读完初中，宗馥莉去了美国读书。4年后，进入洛杉矶佩珀代因大学，主修国际商务，2004年大学毕业后回国，宗庆后马上让她参与管理，但没有让她直接以少东家的身份进入决策层，而是像其他新人一样，就职于一个企业中层干部助理的平凡岗位。慢慢地，宗馥莉才逐渐进入娃哈哈的奶粉、香精、机械、包装和进出口等行业。其父事必躬亲的作风也体现在宗馥莉身上。她管理的萧山第二基地的员工反映说，宗馥莉每天是第一个到基地，最后一个离开。

她先是担任了萧山二号基地管委会副主任，负责包括饮料、童装、日化在内的6家分公司的生产。2007年，宗馥莉开始兼任童装公司和哈卡倩娜日化用品公司总经理。“童装”是父女之间的关系纽带。在她小的时候，宗庆后每次出差都会给她买衣服。后来娃哈哈做童装，也起因于那时候的美好记忆。她想开发国际市场，宗庆后想让她先闯闯，他在后面给她把关。他也希望她能够借助国际化的力量，将自己学到的管理知识运用到娃哈哈，使娃哈哈变成一支真正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军。

宗庆后喜欢亲力亲为，不太喜欢放权。这使得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没有休息日。这造成了父女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

事实上，宗庆后并不是很会扮演父亲的角色。在他看来，无论宗馥莉的行为和表情，都只是一个女孩儿、一个女儿所应有的。宗馥莉回国后，宗庆后对她的严苛并不像是一个父亲，更像是一个领导。但是达能对她的起诉，以及宗庆后在与达能的“尊严之战”中所付出的巨大心血，使父女之间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当达能起诉宗馥莉和施幼珍的时候，宗庆后彻底愤怒了。他虽然不善表达，但他爱自己的女儿，不容她受到一丁点儿的伤害。达能在伤害他内心最珍贵的东西，宗庆后当时的想法就是跟它拼了。

苦难和煎熬使宗庆后一家人共同面对未来，他们相互理解、包容。宗馥莉理解了宗庆后，宗庆后也感受到了宗馥莉的关心。因为时间而造成的淡漠，因为误解而造成的隔阂，一下子全消弭了。

磨合与选择

宗庆后开始考虑女儿接班的事情，女儿宗馥莉和娃哈哈构成了宗庆后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与事。对她的关注，当然不仅仅出于父亲的关爱，还有前辈的期许。毫无疑问，宗庆后希望她能够出类拔萃，更希望她幸福。

但幸福有不同形式，是继承一大笔财富更加幸福，还是继承这个庞大的娃哈哈帝国更加幸福？自始至终，宗庆后选择接班人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管理团队接班，宗馥莉只是作为大股东、投资人出现；另一种模式是，宗馥莉既是大股东代表，也是管理团队的领导者，她是真正的“接班人”。

宗庆后曾在不同的场合描述过这两种模式存在的可能性。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始终摇摆于这两种选择之间，无法决断。无论是女儿接班，还是管理团队接班，宗庆后觉得都可以接受。他只是尽他所能将娃哈哈的基础打得更扎实。

如果选择宗馥莉接班，那么宗馥莉的态度就至为关键。在央视《高朋满座》录制现场，刘永好对刘畅说：“不管你接班，还是做你想做的事情，只要你幸福就好。”宗庆后也说：“接不接班要看女儿高兴。”

毫无疑问，宗庆后希望宗馥莉能接他的班，能够把娃哈哈的“宗氏” 血脉和基因传承下去，把他一手创造的法人身体传承下去。而他也确实将宗馥莉作为接班人在培养。 “娃哈哈现在每年大约有1/3 的产出，是由她管辖的企业贡献的。”宗庆后说。

宗馥莉的自然身体里流淌着宗庆后的血液，性格甚至举手投足，也有着他的影子。但是她希望在本属于父亲的法人身体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在集团公司，决策权只归我老爸一个人，但我自己公司的话，我觉得我有百分之百的决策权。”

在宗庆后和宗馥莉之间，存在着多重的关系，在公司这个法人身体里，他们是上下级，但这种关系无法取代自然身体上的父女关系，更无法取代宗庆后对她的宠爱。有时，宗馥莉正好跟父亲、员工们一起吃饭，宗庆后总是很积极地为女儿夹菜，哪怕女儿有时耍点小性子，他也脾气很好地劝她多吃点，慈父的形象很鲜明，宠爱之情溢于言表。

但就像宗庆后在娃哈哈初创时期面对自己父亲的“铁面无私”一样，当父女在工作上有意见分歧，宗馥莉说服不了宗庆后时，即便赌气冷战也无济于事，只能接受宗庆后的专制，此时“董事长”赢了，而“父亲”输了。这给她带来巨大的挫折感：“他以前有时不能认同我，这是我最大的挫折。即便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如果你的老板不认同你，你也会觉得很伤心，对不对？”

在宗馥莉看来，与宗庆后所进行的磨合事实上代表了她与娃哈哈的磨合，因为她与作为自然身体的父亲不存在什么矛盾，他们毕竟是一家人，问题出在她与作为法人身体的“董事长”的关系上。她也的确在慢慢地调适和改变自己，慢慢理解宗庆后的一些做法与观念。她开始接受“家文化”，接受不引进“空降兵”和不上市的主张。她说：“因为娃哈哈有很重的‘家文化’，外来人员不可能适应。如果我从外面请一个外援，他主张的东西员工不认可，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与其这样还不如慢慢改变我们的员工。对我们来讲，只可能是从内部人员调整，从老板想法入手，慢慢调整员工的想法。”从她的表述也可以看出，接受不等于认同，她接受家文化，不是像宗庆后那样出自自己的切身体会，而是出于企业经营效益的权宜之策。

无论怎样，宗馥莉身上发生的这些改变，令宗庆后欣慰，也使他越来越相信，娃哈哈以后依旧是优秀而强大的公司。他唯一不确定的是宗馥莉会坚持多久，娃哈哈的事业是否影响她的生活幸福。宗庆后把自己的整个自然身体投入到了娃哈哈，与其紧密结合，使娃哈哈有所成就。他把法人身体的事业当成了自然身体的生活，把法人身体的价值实现和社会认同当作了自然身体的幸福；但是宗馥莉绝非如此，也不应如此。她还年轻，会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宗庆后希望她幸福，成为幸福的妻子和母亲，他也能够成为幸福的岳父和外公。这时宗庆后对幸福的定义又回到了自然身体。

宗馥莉是否愿意接班，宗庆后都会尊重并支持她的意愿。宗庆后很清楚，虽然对他而言，法人身体高于自然身体，但对女儿而言，自然身体永远先于法人身体。她首先是宗庆后的女儿，然后才是他事业的继承者。即使她接班了，能干多久，他也不知道。宗庆后不勉强她，随便她做自主的选择，做对她最有利的选择。

“随便你，接班或不接班。管理层接班也没问题。”宗庆后说，“你也可以单纯只是做一个大股东代表。”

很多时候，一代企业家尽管对二代有着万般期许，但最后还是只能用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儿孙自有儿孙福”。

结语

本文没有对宗庆后的创业故事着过多笔墨—毕竟，娃哈哈的故事人们实在太熟悉了，而是从“企业家的两个身体”这一概念出发，着眼于宗庆后的早年经历和晚年对接班人的考量。宗庆后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家，是中国企业家的一个缩影。而如果以西方企业家为镜，更能看出他们这一代人的特殊之处。在西方“成熟”的商业社会，最理想的企业家最好是不带任何个人情感的“理性人”，能够将个人的七情六欲置之度外，必要时甚至可以将家庭和其带来的琐事也完全抛开，更不要与职工发展任何私人关系，因为任何掺杂了私人情感的关系都可能是效率的阻碍，最后只剩下一具金刚不坏的法人身体。而中国企业家则不同，他们有儿女情长，也会英雄气短，家庭是他们的起点，也是他们的归宿，管理员工的方式也是把他们纳入这个“大家”的体系之内，为此常常不惜牺牲效率，自然身体成为伴随他们始终的羁绊。但当我们摘下“企业家的两个身体”这副理论眼镜，我们看到的不是抽象的企业法人，而是一个承担着人性至高可能性，但同时又面临着一切自然人都存在缺陷的活生生的人，而只有活生生的人，才能去爱和被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