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窗户）格子都代表一个梦想，有的想做华强北手机贴膜的第一名，有的想做天猫淘宝手机的第一名，我们也一样，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在一部名为《与全世界做生意》的七集纪录片里，一个年轻的顺丰快递员望着灯火通明的深圳华强北大楼如是讲述他的梦想。在这朴实的心声里，我看到了推动中国强劲崛起的力量源泉。然而在感动之余，我又忍不住想追问一句，为什么要做第一名？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解放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此前他们曾经被牢牢束缚在单位或公社里。许多人或者只身独行，或者携妻抱子，离乡背井，辗转千里，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一个充满机遇也充满风险的广阔世界里。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瞥见他们辛苦忙碌的身影。他们吃苦耐劳地追逐财富，乐观自信地追求梦想。他们相信，“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或者“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他们的成功鼓励了更多且更年轻的中国人自信满满地喊出力争第一的口号来。

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雄心勃勃地声称要做世界第一。2014年小米手机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宣称在5至10年内小米要成为世界第一的智能手机公司。尽管这一宣言迅速引发一片质疑，但是却毫不影响中国企业继续追求世界第一的梦想。就在今年，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理直气壮地称格力“无论做什么产品，做出来就能卖掉，做出产品就是世界第一。”

此起彼伏的力争第一的口号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崛起的醒目标志。频繁的人口流动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和财富观念。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那样，“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这个躁动不安生机无限的镀金时代，敢于冒险敢于做梦已经成为了一种时代精神。争做第一的观念也由此应运而生。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却是反对争当第一。“君子矜而不争”、“君子无所争”，这是孔子的谆谆教诲。老子更是明白地说：“不敢为天下先。”在孔子看来，力争第一是无礼；而在老子看来，力争第一则是无知。所以，敢于争做第一的人物大抵最后都变成了笑柄。一本正经地宣称“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孙悟空被压在了五行山下；指着秦始皇扬言“彼可取而代之”的西楚霸王项羽也自刎在了乌江边上；在1956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动画片《骄傲的将军》中，头顶“天下第一英雄”金字招牌的胖将军到底还是成了束手就擒的俘虏。

或许圣人们的话终究还是不能完全当真，毕竟他们从来不会为衣食住行操心犯愁。当代许多中国人依旧我行我素地胸怀争当第一的豪情壮志，踏上征服世界成就自我的漫漫人生路。但是，随着经济增长势头日渐放缓，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被称作“新常态”的全面转型。无论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执政理念的转变，都预示着中国人的观念世界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又将迎来一场剧变。在我看来，这场观念变革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从“做第一”到“做最好”。

“做第一”和“做最好”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一场百米短跑比赛，你拿到冠军，这是“做第一”，你跑出个人最好成绩，这是“做最好”。你可能拿到了冠军，却没有跑出个人最好成绩；也可能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却没有拿到冠军。拿到冠军的方法有很多，比如你的竞争对手抢跑犯规了，或者途中摔倒了，而跑出个人最好成绩的方法却只有一个，你必须拼尽全力。今天，无数中国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冠军奖杯，却很少有人在意自己是否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就像我们的奥运选手更在乎金牌，而不是参与。电影《泰囧》中的徐峥和王宝强正好是这两种思维的典型代表。徐峥为王宝强的葱油饼店设计了一套迅速做大做强的营销方案，那就是在全国建立连锁店。欢喜雀跃的王宝强也透露了自家葱油饼深受顾客欢迎的制作秘方，那就是得自己亲自动手做。

如果从社会观念来看，争做第一其实是十九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历史遗响。一个世纪的曲折革命让大多数中国人习惯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思维。五十年前，满脑子革命的中国人喊着超英赶美，五十年后满脑子金钱的中国人继续喊着世界第一。二十一世纪初的众多中国人其实还生活在幽灵般徘徊着的二十世纪里。一名颇具传奇色彩的日本企业家矢崎胜彦曾在他的《良知之道》一书中号召用公共思维来取代竞争思维。他说：

当两个人面前放着一片面包时，如果两个人分而食之，会各得其二分之一，那么，面包吃进嘴里，也就是获得了生命的粮食。它所带来的欢乐，是与朋友共享的。这就使欢乐倍增。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独吞面包，个人享用面包的数量的确增加了一倍，但却是置他人的饥饿于不顾，而只顾自己饱食的令人不安的自私行为。肉体上一时的饥饿，固然得以解除，但灵魂的饥饿是不能凭这种行为解除的。不与他人分享而仅仅满足自己，这种想法归根结底只能是剥夺他人以自奉的逻辑。本该由两人分享的面包却由一人独吞，这无异于剥夺别人的生存权利。在专注于独占眼前面包者的眼中，其他所有的人只不过是竞争、敌对和掠夺的对象而已。

矢崎胜彦的反思无意之中道破了当前中国社会种种弊端的一大根源。从黑作坊、黑煤窑到水污染、空气污染，都源于过度发达的竞争思维。如今，新常态下的中国如何应对这种竞争思维种下的恶果？或许中国传统文化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矢崎胜彦的深刻思考既来源于他多年的禅学修炼，更是受到在日本风行不衰的阳明心学的启发。五百年前，龙场悟道之后的王阳明开始提倡知行合一的学说，并在平定宸濠之乱后高举致良知的大旗，掀起了近世东亚心学运动的大潮。阳明心学传入日本后，迅速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成为明治维新的一大推动力。在二战以后，阳明心学更是融入到日本企业文化之中，帮助创造了日本的经济奇迹。为什么阳明心学会有如此之大的魅力？

王阳明相信，每个人胸中都有一个圣人。圣人和凡夫俗子的差别就像24K黄金和18K黄金，圣人和圣人的差别则像一斤黄金和一两黄金。所谓圣人只是成色纯，与重量无关。他说，满街都是尧舜，因为每个凡夫俗子都有机会成圣人，只要他努力提纯自己的成色。王阳明批评人们只知道在重量上下功夫，却不知道在成色上用心思，到最后“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王阳明让每一个凡夫俗子发现了生活的意义。一个寿司店主竭尽全力做出最好吃的寿司，他便接近于成圣，这与这家寿司店的销售额是否占据市场第一并没有多大关系。所以，不久前去世的日本赫赫有名的寿司之神生前只拥有两家小小的店铺。这或许会令许多中国人迷惑不解，但这恰恰正是日本商业文化的一大精髓。

古语云：一叶落可知天下秋。“做第一”与“做最好”，看似只是一词之别，然而中国的未来在何方，或许正在这细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