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几乎是封建社会和平时期贫寒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读书，也是古代大族教育子弟，传承家风的重要手段。汉代谚语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意思是说，遗留给儿子满箱黄金不如教授儿子一门经书。读书，特别是经书，可以让子弟提高眼界、开阔心胸、增长才干，涵养道德。所以，历代著名家训莫不推重读书。

天下太平之时固须读书，即使皇室也不例外。汉高祖刘邦临终亲手写敕令给太子刘盈，殷勤恳切，在《手敕太子》中，开篇就写自己以前不重视读书的后悔之情：“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意思是说，我赶上乱世，正当秦朝禁止私学，自己内心很高兴，认为读书没什么用。等到我登极以来，时常要查看书籍，这才明白了作者的意思。回想以前的行为，有很多不是。以慈父之心真切告诫太子要多读书问字，勤奋学习。

动乱年代仍须读书。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写道：“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意思是说，在动乱年代，看见很多被俘虏的人，虽然是世代寒士，但知道读《论语》、《孝经》的，还能被人家尊为老师；有些虽是历代做大官，不懂得书牍的，没有不是去耕田养马的，从这点来看，怎能不自勉呢？如（胸中）经常保有数百卷的书的人，过上千年也不会成为小人。

古代家训强调子弟读书其目的有三：一为“扩心胸、开眼界，利于实践”。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於行耳。”二可以提高道德素养，移风易俗。三可以作为一门才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颜氏家训》中说，如果能“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在颜之推看来，“开心明目，利於行”是根本目标；“增益德行、敦厉风俗”是基本目标，而作为一门才艺来“得以自资”就是最低目标了。

读书还有更高的目标则在于了解阴阳规律、天地奥秘，《颜氏家训》中说：“夫读书之人，自羲、农以来，宇宙之下，凡识几人，凡见几事。生民之成败好恶固不足论，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隐也。”意思是说：那些读书人，从伏羲、神农时代以来，在这世界上，共认识了多少人，见识了多少事，对一般人的成败好恶，（他们看得很清楚），这固然不必再说，就是天地鬼神的事，也是瞒不过他们的。

在这几个目标的指引下，读书为子弟的个人成长提供长久而强有力的智力和心力支持，家族子弟的综合素养会得到大大提高，无疑使子弟的人生站在更高的起点上。特别是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盛行，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由读书而科举使许多平民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更从国家体制上加速了通过读书而改换门第的时代趋势，也使读书在兴家、起家方面更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唐太宗有一次看着新科进士从皇宫门口鱼贯而入，不禁叹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意思是说天下英雄都被我搜罗进来了！这些新科进士成为上流社会的新贵，随着地位的改变，他们会更加注重子弟的读书教育，也更有条件提供子弟优越的读书环境，从而带动整个家族的读书风气。在历代家训中颇有影响的《石林家训》是宋代名臣、词人叶梦得所著，他把读书当做一天最重要的事情，谆谆告诫子弟说：“旦起须先读书三五卷，正其用心处，然后可及他事。暮夜见烛亦复然。若遇无事，终日不离几案。苟能如此，一生永不会向下，作下等人。”

宋代程朱理学兴起后，通过读书来修养个人道德益显重要。许多大家族重视子弟读书，外在的目的是为参加科举考试，内在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明理作圣贤。朱柏庐在《朱子家训》中强调“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这与明末大儒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古人读书，取科举犹第二事，全为明道理，做好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通过书卷，圣贤思想可熏染读书人的精神世界，使人气清神正。明人吴麟徵在《家诫要言》中说：“多读书则气清，气清则神正，神正则吉祥出焉，自天佑之；读书少则身暇，身暇则邪间，邪间则过恶作焉，忧患及之。”读书，可以涵养人的气质，防范诱惑，减少过恶，无疑对其人的事业、家庭有重大的正向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无论皇室还是平民，著名家训都崇尚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社会的主流共识，所以宋代理学大师朱熹说：读书起家之本。

历代家训中关于读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提倡尽早读书，二是读书以经书为主。颜之推认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就是说幼童时期思想单纯，精神集中，记忆力强，这时读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而“长成已后，思虑散逸，”思想变得复杂，多有牵扯，精神反不如幼童集中，学习效果也会差些。所以，“固须早教，勿失机也。”颜之推更结合自己亲身体会说“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反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可见，在孩子尚未被七情六欲熏染时，培植根蒂，先入为主，确实是很有利的。

西晋名臣羊祜在《诫子书》中自叙：“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岁，便诲以《诗》、《书》。”羊祜刚会说话，其父就让他接触书典，九岁时就给其讲授《诗》、《书》等较深的经书了。所以古代的世族多重视早教，“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

读书的内容则以经书为主。经字本义是“织纵丝也”，就是织布时先绷起来的纵线叫经，绷起纵向经线然后用梭横着穿纬线，经纬交织而成布，无经则纬无所依凭。所以，经引申就是指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东西。因此称那些起着文化主干作用的最重要的书籍典则为经书，其揭示的道理是根本性的法则，对于我们人生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儒家所称经书就是指四书和五经，合称九经。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如颜之推《颜氏家训》中说世家子弟自幼读书“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这里的《传》指注《春秋》的《三传》，《论》指《论语》。

宋代家颐在《教子语》中也强调子弟要勤奋学习诗书，“士人家切勤教子弟，勿令《诗》、《书》味短。”

陆游在《放翁家训》中对子弟要求：“切须常加检束，令熟读经子。”这里的经是经书，子就是诸子之书，如《老子》、《墨子》等。《朱子家训》中更强调：“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观世家大族，无论今古，读书则兴，荒逸则衰。近代许多家族，遵循古代家训重读书的原则，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效果。如晋商翘楚乔家，十分重视子弟读书，使得乔家人才辈出。乔家一早就建了私塾，乔致庸时设立学馆，聘请祁县名儒刘奋熙前来执教。乔家对家庭教师的酬金远高于社会标准。对老师平时生活起居待如上宾，专门给教师配有书童佣仆，教师饭食和主人中的最上等相同。亲朋宴会时，教师坐上席，平时教师回家，主人携子弟站在大门外恭送，等教师上轿后才回去。乔家大院甬道有副对联“百年燕翼惟修德，万里鹏程在读书”是乔家重视读书的最好体现。乔家不但重视子弟读书，还重视从业员工读书。如高钰在担任大掌柜期间 ,开办号内学校 , 命阖号同人皆读《中庸 》 、《大学 》,并请名师教育青年职工，保证了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

被称为中国儒商第一世家的榆次常家，更是十分注重子弟读书，常家世代遵循“学而优则贾”的原则，以儒家思想指导商业经营，子弟必先读经书、修儒业而后方可从商，由于有高素质的人才源源充实经商队伍，故取得了辉煌的商业成就。常家家办私塾多达17座，六七十个家庭几乎每支都有书房或书院，供主人看书学习和对子弟进行早期教育。太原举人郝荫榕说: “以读书为急务者,为常氏。”从咸丰到光绪，常家取得各种功名的人达176人，占常氏族人的三分之二。由于社会的原因，常家后人不再聚族从商，其子弟仍然文脉兴旺，据粗略统计常家就有教授、研究员、高工达六十余人。可见读书在家族子弟整体素养上的巨大作用。

另一个因读书而兴旺的是扬州何园园主何芷舠家族。何氏是由科举及第而走向发达的家族，尤其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何芷舠留给子弟的《何氏家训》共十一条规则，其中最长的一条就是《读书写字之规》。由于重视读书，所以何家在封建社会能出“祖孙翰林”，其家风延续至于今日也是精英满门，出现了“兄弟博士”、“姐弟院士”等众多有出息的儿孙，这些都与其家风奉行的一套严格完善的重读书的理念是密不可分。可见只要家风崇尚读书，无论封建社会，还是当代社会，风华不随春色改，重视读书的家风会使家族的文化血脉瓜瓞绵延，而家族子弟往往也才俊辈出、代不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