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9日，贵州毕节4名留守儿童集体服毒自杀，整个社会为之惊愕。

2015年6月18日，“上学路上儿童心灵关爱中心” 联合多家机构在京发布《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这是国内首部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白皮书。该《白皮书》指出，全国约有近1794万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有92万孩子一年都没有见过父母。而与父母联系少于每月3〜4次的儿童的心理状况在迷茫度和烦乱方面明显高于与父母联系次数更多的情况。

“上学路上”公益活动是从2013年5月开始，由广义传媒CEO、《中国新闻周刊》前副总编辑刘新宇发起的致力于关注儿童精神层面成长的非盈利组织，通过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和志愿者来讲读精心挑选的名著和故事，录制成音频，灌入MP3播放器，制成的“故事盒子”发放到留守儿童手中，让他们通过听这些最美故事理解爱、勇气、正直和忠诚，能够以更健康的心理度过缺少父母的童年，同时度过他们因为并校变得异常漫长的上下学的路途。

“上学路上”项目诞生

2013年4月，刘新宇联合腾讯在微博上发出“为留守儿童录故事，陪伴他们上学”的倡议，迅速得到各界名人的支持。一个月以后，公益产品“上学路上故事盒”成型。随后，在腾讯微博事业部“行者无疆”公益小组全力支持下，“上学路上”项目成功运作了两次，先后去了贵州黎平县六甲小学和云南维西县叶枝镇叶枝完小学给留守儿童们送“故事盒子”。

“当时还没有上学路上这个机构，就我一个人，有一想法，腾讯出了资金，给我配了团队，并提供用了腾讯微博的一些资源。第一次去贵州，微博传播量就达到2.4亿，当时我很震惊，没想到影响力有这么大，也深深体会到新媒体的力量。”刘新宇说，第二次去云南后，发现通常大家会选择云贵地区作为帮扶对象，是因为比较贫困，但其实真正的农民工输出大省是河南、山东、湖南、四川。“我当时就想把这个项目踏踏实实做下去，但光靠腾讯微博肯定不可能，他们这个公益小组是每年做4次公益活动，帮助4个媒体人（前媒体人）完成公益梦想，都是一次性的项目，‘上学路上’这个项目由于评估效果好，已是破例做了两次。”

2013年11月底，第三次的“上学路上”项目，刘新宇选择了农民工大省河南，这次是完全靠他自己募款、联系学校、组织团队，独立完成一整个公益项目供应链条。资金款项来源于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下面一个公益项目，提供了10万元经费。“只有1万元作为执行资金，对慈善机构来说，10%的行政费用已是上限，这1万块钱管我们志愿者团队10个人，包括交通、吃饭、住宿等各种支出，一开始就为怎么省钱给愁坏了。”刘新宇说，这个活动虽然最后还算是圆满地做下来了，但跟之前两次腾讯微博出钱出人呈现的效果差了很多，毕竟既缺经验又缺资金。

三个路径募款

“从第三次项目开始，就靠自己吃饭了。” 刘新宇向记者讲述了目前“上学路上儿童心灵关爱中心”资金募集的三个来源。

首先是公益慈善组织及机构。包括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南都基金会等。另外，还有一个募款途径是网上的招募平台，“但进入这个平台，必须要有公募资质，为获得资质，我们向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儿慈会）寻求挂靠，经过评估，他们觉得我们的项目不错，由此加入了他们的同缘联合劝募项目。”刘新宇介绍说，联合劝募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模式，把很多小的草根公益机构聚到一起，联合力量形成一个有影响力平台，再向社会各界去劝募。“通过这个平台获得的劝募资金，占到了我们资金链的30%左右。”

第二种渠道来自于获奖。“我拿了很多奖，特别是第一年（2013年）拿奖拿到手软，其中一些是真金白银，有奖金的。”刘新宇发动各种资源和关系，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拿到了敦和基金会提供的30万奖金。这30万元，刘新宇决定用来打造“故事盒子”的线上录音棚——APP、微信后台、网站、邮件，四位一体构成。“理论上来说，只要有网络就能给孩子们录故事。”刘新宇同时也表示这种赢奖金的方式太耗精力了，和直接帮扶的目标也不一致。

作为一个草根公益组织，刘新宇称最缺的是运营资金，目前的办公场所是向朋友免费借用的，除志愿者外，拿薪水固定的员工有两个。“先不论其他的，工资总要发吧，按行政资金不超过10%的行业标准，要支付员工工资，一年的募款得达到100万才行，但目前还差得远。”为筹募行政费用，刘新宇找到了第三个渠道——私募，最大的一笔资金来自一家房地产公司，这家企业已有固定的资助对象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每年出资两三百万给该基金会为农村学校建真爱梦想屋，就是多媒体教室。“公司老总当时答应给我们20万，但这笔钱是由基金会定向给我们。要让别人吐出钱分给我们肯定不容易，磨了挺长时间，最后我想了个办法，把故事盒子放进基金会的多媒体教室里，作为其中一个课程，作为交换，把资金给我们。”

“上学路上”还有一个计划开拓的劝募路径是打通国际的渠道，主要目标是海外华人，据刘新宇介绍，“未来我们会有海外募捐的尝试，但这其中有没有红线？在哪里?这需要途径和时间去研究。”

对公益的谬误：见标不见本

过去，留守儿童相关的公益项目基本上都是在物质层面的捐助，刘新宇在进入时，却是精神层面的心灵帮扶。聊到初衷，刘新宇告诉《家族企业》记者，萌生做“上学路上”这样一个公益项目的想法，是偶然听到一组关于中国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数据：34%的孩子有自杀倾向，70%的孩子有程度不同的心理问题。“我当时一算，相当于有两千多万的孩子有自杀倾向，一下感觉挺可怕，我们无法忽略这么多怀着伤痛长大的孩子将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多大。其实自杀和杀人之间的界线很模糊，不尊重自己的生命，能尊重别人的吗？这些孩子不可能一辈子待在乡村，或考上大学或外出打工，90%的人以后会进入到大城市，这将会是多大的社会安全隐患？” 刘新宇说，事实上，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成年了，第二代也一年一年地长大，所以这件事离我们一点都不远，是攸关每一个人的事。

自2013年“上学路上”公益项目成立，一路走来，刘新宇感叹募款好比农民种地，要不停去开荒，试验过用很多方法，结果却“很少人搭理我们”。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刘新宇也发现，公众对公益认识的谬误，“大家只知道‘留守儿童’，但对他们的真实情况和具体诉求并不清楚。”事实上，留守儿童家庭由于父母在外打工挣钱，有一定的经济支撑，他们大多数缺乏的并不是简单的物质，而是心理上的安全和陪伴。然而，刘新宇无奈地表示，“上学路上”这个项目难也难在心灵帮扶，因为心理层面对公众来说太抽象化。而中国的民众又习惯于将公益行为赋予一个具体的人物或一件具体的事情，一个公益活动是要帮扶成千上万个孩子的心理健康，对他们来说无法立即评估效果，缺乏煽动性。“我们这个项目难在没法具体化，首先要告诉大家现状如何，后果是否严重，然后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达到什么效果，要说明白起码得一千字，现在是信息快餐时代，大多数人没这个耐心去弄明白。邓飞的‘免费午餐’项目为什么能那么容易募到钱呢？花5块钱就能让一个孩子吃上一顿饭，这个结果很实在，但大多数人不会去想孩子的下顿饭怎么办。”

刘新宇说，具体化的办法也不是没有，找存在问题的孩子作为项目宣传形象并不难，但就会给这个孩子贴上了消磨不掉的标签，“他长大之后怎么办？‘当年这个人由于心理有病受到了帮助’，这对他将来找工作乃至找对象都会有影响。做公益要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中国公益的三个改进方向

第一，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刘新宇表示，做公益特别忌讳外行人，很多企业自己做公益项目，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就是源于不专业。特别是像“上学路上”这一类项目，需要专业背景，它比捐建学校等要复杂得多。“‘上学路上’有很多外围的专业小组，包括心理学的、选书的、配音乐的等等。”另外，刘新宇发现，在中国，有余力做慈善的企业往往“钱只给亲儿子”，只支持自己的公益项目，做运作型的基金会，而不做资助型的基金会。运作型的基金会产生的效益其实很低下，比如出一百万给孩子们建个某某中心，真的有用吗？评估过吗？“没有！没有研究、跟踪、反馈的机制，一切流于表象化。” 刘新宇提出，如果中间能有一个机制构成桥梁，把各个通道打通，各方会形成一个科学循环，让公益组织的水平提升。

第二，缺少倒逼机制。“中国的公益项目为什么一直在一个低水平上循环，因为没有倒逼机制。” 刘新宇谈到，一个公益项目，究竟是要对谁负责？受助者吗？他们不在乎不苛求，来者不拒；捐助企业吗？他们不评估公益效果如何，只在乎品牌的宣传效果。所以，中国的公益组织处在一个温室里，没有倒逼的压力，也就没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我看到唯一的希望就是社会化企业，把公益这件事当作一个企业来运作，把公益产品放在市场上，让市场来对你作出要求。”

第三，学习国外的先进模式。欧美有些商品，比如百事可乐，有两种包装，一种是具在公益售卖性质的特殊包装，价格比普通包装的稍贵一点，但销量却大得多，因为消费者都明白，比如1美元里有10美分捐赠给某个慈善基金会或公益组织了。前提是，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他们都有一个监管体制完善的平台，具在公益售卖性质的商品都有统一的公益商标。“这种模式下，是四方受益。首先当然是公益组织受益，募到了善款；商家也受益，虽然过渡了一部分利润，但销量增加足以弥补，甚至赢利更多；民众获得了公益满足，相当于增值服务。各方受益，所大家都愿意长久地把这个公益项目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