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全世界最热爱历史的民族。随手翻开古代的蒙学教材，如南北朝时期编纂的《千字文》，开篇便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又说：“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推位让国，有虞陶唐。吊民伐罪，周发殷汤。”清代流行的《三字经》更是从伏羲神农一直讲到满清入关，最后还谆谆教导，“载治乱，知兴衰。读史书，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这种无处不在的历史教育塑造了中国文化与众不同的特色。两个同姓的中国人相遇，总会半开玩笑地说一句，五百年前是一家。五百年前，哥伦布才刚刚发现美洲，不可一世的美利坚合众国还无影无踪，可是在中国人心底，却不过是明朝那些事儿。所以中国人说话，一张口便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副口气想必是从中国最古老的经典《尚书》上传下来的。《尚书》正文第一句便是“粤若稽古”，换成白话就是，嗯⋯⋯话说从前。

 中国人的历史自豪感并非空穴来风。早在三千年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史官”群体。他们活跃在各种宫廷活动中，通常肩负着记录自然时间及人类历史变化的双重职责，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记录。这些记录历经劫火，幸运地流传至今，足以令世界惊羡。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自诩正统的王朝都会开设史馆，郑重其事地为前朝编纂历史，也小心翼翼地为本朝保存档案。修史是一朝一姓的荣耀，也是千秋万世的责任。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编纂史书呢？其中一大原因便是鉴古知今。古语有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唐太宗也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的史官和史家们煞费苦心地记下历代政权的兴亡和人民生活的盛衰，总结得失，以为可以成为后世执政者的法戒。如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然而，历史毕竟不是镜子。镜子可以长久不变，历史却是白云苍狗。人照镜子，美丑自见；人观历史，得失难知。西施捧心是美人可怜，东施效颦却是丑人作怪。周公制礼乐，成就了西周的灿烂文明，王莽仿效周公，却落得身败名裂。以铜为镜容易，以古为镜太难。唐代杜牧在《阿房宫赋》的结尾叹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或许也不能全怪后人的“不鉴”。相信历史可以提供教训的人也相信历史会重演。他们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然而，这可能只是一种错觉。今年归来的燕子无论如何似曾相识，毕竟不会与去年完全相同。就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味寻找历史教训的人不过是纸上谈兵，难免会犯刻舟求剑的愚蠢错误。所以孟子也会忍不住吐槽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如果历史真有什么教训，那就是各民族各政府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教训。美国历史学家杜兰特夫妇在一本题为《历史的教训》书中颇为自嘲地说：“也许历史没有教给我们任何东西，它浩瀚无涯的过去只是错误地一再上演，而这些错误注定要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以更大的规模发生。”最好的证明是战争。据杜兰特夫妇1968年的统计，在过去有历史记录的3421年中，只有268年没有发生过战争。为什么人类总是陷入到连绵不断的战争状态之中？推其原因，不过还是贪婪、争强好胜、骄傲，以及对食物、土地、资源、燃料与霸主地位的欲望。唯一的不同之处是，在古代，战争是贵族的游戏，而在现代，战争是人民的战争。现代战争一旦发动，就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为了赢得战争，敌我双方不惜一切手段展开生死搏斗，毫无节制地毁坏财产与生命，尤其是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无论是用刺刀还是炸弹。可是，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广岛长崎上空的蘑菇云也没有教会人类珍惜和平。纵然充满核弹危机的冷战已经结束，许多国家的人民依旧生活在一个民族主义情绪兴盛的世界里，坚信本国利益高于一切，本民族文化独一无二。面对大大小小的领土争端，情绪激昂的各国领导人无不信誓旦旦地宣称绝不退缩，不惜动用武力，以死相拼。

 历史也许确实没有为后来的执政者提供多少有用的教训，这可能会令中国的史官和史家们多少有点失望，但是却也不必太在意，因为历史不止是无人问津的政治教训。比历史教训更重要的是历史意识。西晋时期征南大将军羊祜坐镇襄阳，防御东吴。一日，他登上岘山，深有感触地对同游者叹道：“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山也。”羊祜死后，当地百姓特意为他建庙立碑。数百年后，唐代诗人孟浩然也登上岘山，目睹羊公碑，不禁怀古伤今，泪湿衣衫，写下千古名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羊祜和孟浩然都像王羲之一样清醒地意识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在四顾茫茫的岘山上，他们怀揣着这份鲜活的历史意识，与从前的登山者对话，也与后来的登山者对话。他们感悟到天地悠悠，生命短促，而正是这样的感悟使得他们融入历史，化作传统，超越了生命的短促，成为不朽的文化风景。

 发达的历史意识赋予了中国人的人生情怀一抹深沉的亮丽，如同夕阳西下时的脉脉斜晖。这种历史意识往往又会在现实人生中变成林语堂说的“老猾俏皮”。这是一种老子的圆熟智慧。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都是阅尽沧桑的老成之言，远非那些年轻的民族所能领悟。这种老年人的智慧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信奉的诸多格言，如“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枪打出头鸟，刀砍地头蛇”，无不透露出这种世故老成的人生观。最生动的例子当属寒山和拾得的那场著名对话。寒山问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厌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回答说：“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忍让克制的背后其实是深谙世故，就像《桃花扇》里唱到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看惯了秋月春风的中国人别有一种豁达高明的幽默精神，任他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如毛泽东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寥寥数言，看似戏论，却将天大的问题妙手化解。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本色。

 不幸的是，过于发达的历史意识也可能会引发文化的危机。梁漱溟就曾批评中国文化过早成熟，染上了老衰病。他说：“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但无奈历史太久，传到后来，生趣渐薄。”聪明世故的中国人看明白了天下大势终究只是一治一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便生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念头来，厚古薄今，因循守旧，失去了冒险进取的勇气。从前的礼教日益僵化，徒留形式，变成了约束人性的枷锁，所以后来才有五四运动兴起，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大力鼓吹积极进取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为古老中国另辟蹊径。如今时过境迁，回首当日的种种言论观念，或许不免有破坏多于建设的遗憾。不过，中国人发达的历史意识由此经历一番彻底的冲刷，成功减负，而暮气沉沉的中国文化也杀出一条血路，纵然伤痕累累，元气大伤，到底大难不死，生机犹存，恰如孟子所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