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所谓的善，是指一人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因此，如果主张人性向善，任何一人在成全人性向善的要求时，就必然会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天下人。之所以孔子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为志向，而孟子在推广仁政理念时，也有“舍我其谁”的抱负。

这样的儒家所向往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当然是“大同”了。大同在中国历史上不曾实现过，但是以它为目标，还有次一等的“小康”境界可以追求。这些观念展现在《礼记·礼运》，值得我们认真看待。

“大同”的社会

《礼记·礼运》一开始就谈到孔子受邀参加蜡祭，祭事完毕，他走在大门楼上，深叹了一口气。子游随侍在侧，请教夫子何叹。孔子说他未能看到大道实行的时期与三代英明君主当政的时代，只看到一些相关记载。

蜡祭为何让孔子深有所感？《礼记·郊特牲》里描述了蜡祭的内容。蜡祭始于神农氏，蜡为寻索之意；在每年农历十月（冬季之始），要聚合万物的神灵，让他们得到充分的供奉。这些神灵包括：一，先啬（首创稼穑生活者，神农氏）；二，司啬（主管农业者，后稷）；三，百种（谷神）；四，农（农官）；五，邮表畷（田间庐舍与阡陌之神）；六，禽兽（供人食物）；七，猫虎（分别除去伤害禾稼的田鼠与田豕）；八，坊与水庸（堤坊与沟洫）。

蜡祭所表达的是：古代君子对于使用过的东西，都要报答其恩情，也就是“仁之至，义之尽也”。对物尚且如此，何况对百姓呢？孔子的感叹是很自然的。接着，孔子叙述他所知的“大同”于后：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脩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道是真正的理想，如果实现于世间，以天下为人人所共有。选拔贤能之士为民服务，大家讲求信用，和谐相处，不只爱护及照顾自己家人，还可以使老年人安享天年，壮年人贡献心力，幼年人接受教育，并且使弱势者，如鳏夫、寡妇、孤儿、独老、残废者，都得到供养。这段话与孔子的志向完全相应。

接着，男的各有职务，女的各有家庭。有货物，要讨厌它丢弃于地，而不必藏在自己家里；有力气，要讨厌它没有使用，而不必全为自己考虑。如此，阴谋诡计根本用不上，偷窃抢劫也不会出现，然后连家中门户都不必关上。这样就可以称为“大同”的世界了。

孔子叙述“大同”时，心中所想的应该是：如果给他机会得君行道，他就可以经由政治与教育来感化百姓，共同走向这个目标。子贡追忆孔子时，说：“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行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论语·子张》）意即孔子如果在诸侯之国或大夫之家执政，对百姓可以使他们立足、使他们前进、使他们来归，并使他们同心协力。历史上合乎大同目标的，大概只有尧与舜的时代。

“小康”的社会

孔子接着谈到“小康”，他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一段描述与前述“大同”已经背道而驰。从禹开始，称为夏朝，帝位传于子孙，天下为一家人所有，世袭之制已成。其中提及的礼与礼义，所强调的不再是“合作”，而是“区分”，最后沦于争战。

那么，所谓的“小康”是指什么？孔子继续说：“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其意为：这六位国君是最优秀的，他们恪遵礼制。据以发扬其道义，考验其信实，指出有过错的人。效法仁德，讲求礼让，以正轨行为昭示百姓。如果有人不走正路，虽有权势，也要斥逐，使人们知道有过必罚。这样就可以称为小康的世界了。

由此可知，从夏朝开始，中国只有在这六位君主负责执政的短暂时期中，达到小康的目标。其特征是：依礼治国，并推崇仁爱与正义。大同之治成为远古渺不可及的乌托邦。

至此，有关中国古代的政治演变，可以大致推论如下：任何时代都有四种治理方式并存，即：德治、礼治、法治、刑治。尧舜侧重德治，修养自身品德，达到如孔子所说的“恭己正南面”，亦即“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这应该算是接近大同的目标了。自禹以下的六君侧重德治与礼治，达到小康的目标。其他的古代君主在德行上未臻完善，所侧重的是礼治与法治。到了春秋时代，周天子失势，开始礼坏乐崩，各诸侯国的君主所能采取的只剩法治（靠政令规定）与刑治了。孔子所谓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即是写实的说明。到了战国时代更是每况愈下，几乎只见到刑治，亦即法家所推崇的严刑峻法。君主刻薄寡恩，既无仁爱也无正义，政治成为迫害百姓的工具。所谓“苛政猛于虎”、“率兽食人”等现象层出不穷，随处可见。在这样的时代，哲学家有何对策？

两种“无为而治”

先秦最重要的两派哲学，亦即儒家与道家，不约而同都提出“无为而治”的想法。

首先，儒家主张人性向善，因此无为而治的方法是“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君主修养完美的德行，以身作则，百姓就会风动草偃（《论语·颜渊》）。《尚书·君陈》早就如此告诫君主了：“尔其戒哉，尔惟风，下民惟草。”这种“无为”是指不要采取修德以外的其他方法，只要做到“恭己正南面”就可以了。如果人性不是向善的，君主修德会有多大的成效呢？儒家的贡献，就在为德治提供人性上的基础。但是随着民智渐开，不同的价值观纷然涌现，谁能够看得清楚又说得明白呢？孟子显然有些着急，批判异端并大声疾呼：“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

因此，儒家学说的挑战是：在理论上必须胜过各种所谓的异端学说，让人们觉知自己的人性是向善的，而人生只有走在善途上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在实践上，不可能立竿见影，并且有何具体办法要求君主修德？若是君主不合条件就以革命手段取代他，那么这种作法的正当性是什么？谁又可以代表天命来作裁决？

其次，道家主张无为而治的理由完全不同。老子笔下的圣人是“悟道的统治者”，他的统治是由道的角度与眼光来看待一切。道是万物的来源与归宿；道在万物之中，万物也在道之中。这等于在说：天下本无事，何必庸人自扰之？《老子》第八十章所描写的“小国寡民”是让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听来正是桃花源！

《庄子·马蹄》描写远古时代的情况：“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意思是：人们安居而不知该做什么，走路而不知去哪里，口中含着食物在嬉戏，肚子吃得饱饱在游玩，人们所做的仅止于此。

由此可见，道家的无为而治，几乎是要梦游到人类存在的初期状况，才有实现的机会。我们今天能够学到的心得主要是把“无为”理解为“无心而为”。外表随顺时代，言行配合社会。对于世间的成败得失，心中没有特别的好恶与明显的情绪反应。能做到如此，已经成为主导自己生命的圣人了。

总之，儒家主张人性向善，所以重视德行修养；道家肯定道在万物，所以强调智慧觉悟。两家各有所见，我们学有所得，可以暂时撇开大同与小康的考虑，先行安顿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