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的盛夏时节，爷爷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在返乡奔丧的路上一再懊悔，因为我曾经跟他约好了，要听他细细讲述家里的故事、村里的历史和积淀的乡情，并且我承诺会用文字把这些故事好好记录下来。六年过去了，尽管爷爷以及我们这个家族长辈的很多生平我都不太明了，记忆也不甚准确，可是还是想记录点什么。

时代变迁中起落

爷爷聂志生是1931年生人，属羊。 我们老家有个说法：“十羊九不全”，就是说属羊的人命不好，但其实所谓命，更多的是历史和社会所加负的。据爷爷讲述，我们家在曾祖父及之前是本地的“大户人家”，鼎盛之时“包头的一条街都是咱们家的字号”，我猜测大概是那个时代的地主，算是曾经的“晋商”。据爷爷说，祖上对家里的伙计和长工们都非常好。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们家每年清明祭扫时还专门到一个地方给当年家里的长工烧纸。

爷爷排行老大，还有一弟一妹。曾祖父曾给我爷爷取名“光祖”，他的弟弟也就是我的二爷爷名“德祖”—兄弟俩名字是很有民国范儿的。后来的名字大概是他自己改的。到爷爷出生之时，家道已经不复昔日但“老底子还在”，所以爷爷读书上学并不曾耽误。

在临汾读书时爷爷曾加入了“二战区”—也就是阎锡山的部队，这支部队后来在太原解放时投诚改编。再后来所在之部又编入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在那段时间也曾经驻扎于辽宁吉林等地。当然也因为“读书识字会写”，在部队的时候爷爷一直从事文职。在不短的时间里爷爷曾经还成为耿飚大将的警卫员。在爷爷给我看过的他那个时候的照片里，爷爷扛着枪、捧着书、英姿飒爽。但他终究是没有成为军官，抗美援朝结束之后过了几年他便返乡务农了。

从军期间的爷爷可谓漂泊流离，据长辈们说，那些年里，有些年头他回家短住，有些年头则常年杳无音信。上个世纪50年代，姑妈和父亲先后出生。新中国成立前后因镇压地主“恶霸”等乡村高压氛围，曾祖父忧惧至疾，不久便恓惶弃世。加上汾河发大水、分家等因素，我家的大院也被占据、拆除，全家搬到村西头的三间小土房里—姑妈、父亲以及后来我和弟弟都出生在这里。更大的打击是1956年在我父亲出生没多久，奶奶也因肺结核病故。那时是曾祖母一手操持家务，照看姑妈和爸爸。当然这里面少不了家族其他人的帮衬和扶持。

爷爷回乡之后便未再婚娶，先后在大队担任会计，好像还管过磨面厂，爷爷最主要的职业是民办教师—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到别人叫爷爷“聂老师”。文革期间我们家虽然早已败落，但因为爷爷抗美援朝“之功”，所以并未遭遇过分冲击。但从父辈回忆来看，爷爷并不顾家，也不太会“来事”，从来没有在工作中为家人谋到任何“好处”。文革后期及上世纪70年代末家里的大事接二连三：姑妈出嫁、曾祖母去世、父亲高中毕业未能被“推荐”上大学而后在村里当了民办教师、母亲嫁到聂家—所以我们家其实有两位“聂老师”。

爷爷很喜欢小孩。姑妈家的两位表哥、我和弟弟先后成为他的“最爱”。我们兄弟俩相差两岁，所以在弟弟出生之后，我就跟着爷爷睡觉了。那个时候农村粮食不够吃、生活很艰苦。那个时候全靠爸爸教书，妈妈承担繁重农活，直到1982年分产到户之后才粮食丰盛起来。所以我现在关于童年最早的记忆就是跟爷爷睡在一个炕上的那些片段。

那时候家里房子很旧很小，墙上贴着杨家将、岳飞之类的年画，墙被柴火或烟瘾很大的爷爷熏得发黑。爷爷很疼爱我，从小我几乎零食不断，嘴里不曾受屈；爷爷也培养了我很多习惯，比如我从小就喜欢听大人们议论历史人物，似懂非懂地听讲历史评传、忠良将臣。

1987年到1997年期间，爷爷曾经为村里一个玻璃刀公司的驻京办事处在北京待了十年。我也因此两次来北京探望爷爷。记得当时办事处的地址是在前门大街肉市街66号，办事处在一个很小的楼里，如今小楼早已被拆除改建。这些经历大概又增强了我的文史兴趣。那个时候北京电视台正热播田连元先生说评书《杨家将》，爷爷带着我一起看，看完我就开始学着说，到最后竟然我也可以说上一回了。后来说评书成了我的一项特长，我也成了村、乡、县的演讲朗诵明星。当然最让爷爷和家人得意的是我的“学霸”人生。家里小屋的墙壁上贴满了我从一年级开始每学期期末考试第一名的奖状。我弟弟也很争气，尽管被同年级一个女学霸压制多年但也基本保持着“第二名”的追赶态势。爷爷晚年与村里人聊天时最得意的话就是他这个地主家出了两个大学生、“两个共产党员”。

爷爷自北京返乡常住的时候，我都已经高中毕业在即。那个盛夏的七月，我当时以不太佳的身体状态参加高考并考取稷山、新绛两县文科第一名—这对他老人家、对全家都是一件喜事。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爷爷跃跃欲试，准备送我来京报道，最终家人考虑他年事已高而劝退作罢。大学时代，我基本是一种候鸟式的迁徙生活，每年寒暑假奔波于繁华都市和寂寥乡村之间，感受城乡鸿沟的真实落差。大学宿舍起初没有电话，大一的时候好像还定期给家里写信：请安、汇报思想和近况。据说我爷爷每次都是戴上老花镜认真阅读，而且阅后必在村里老人们的“朋友圈”点赞分享。爷爷曾说，要感谢高考，让地主富农后代不用再被“成分”定前途。后来我的弟弟也考取了空军航空大学，那年春节家门口的对联好像都用了“兄弟登科”的字样。“知识改变命运”的励志广告确实在我们这个家庭应验了。

淡泊致世

2003年冬，我已参加工作有年且在京置业，利用休假之际我把爷爷接来北京“故地重游”。阔别多年，老人家确实很兴奋，拜访了几位旧友，也特地去看了已经开始改造的前门大街。记得是在老字号“都一处”品尝烧麦时，他连夸味道好，还笑话我来京多年竟然不敢喝豆汁。当然四处一走动，他觉得北京物价涨了太多。回到村里后他跟他的“老伙伴”们说他已老朽以后再没机会去了，此次来北京果然成了他一生的最后一次远行。

常年的烟瘾加上年轻时在大队磨面场被机器皮带击伤的腿伤，爷爷在70岁之后肺和呼吸道疾病明显增多，腿脚也不大灵便了。闲暇时最大的牵挂大概也就是他在外的孙子了。2004年元月，我因胃溃疡住进协和医院，大年初一方才出院并赶回老家过年。后来妈妈和几位长辈告诉我，他们一直不敢告诉爷爷，生怕他年纪大了“一下子受不了”。2006年国庆长假我跟姑表哥自驾车从北京回老家，爷爷自早上到傍晚一遍又一遍到村门口张望，不时催问“到哪儿了，怎么还没到家”。当然人生中最后的几年，爷爷也是幸福的，我爸妈、姑妈把他照顾得很好。看着子孙后辈们喜事连连、自家的小院子也旧貌换新颜，想必他心中非常惬意。农村的生活虽然静谧但也丰富，他作为家里长辈、他们三兄妹中最长寿的老人，堂叔伯及孙辈们也都对他敬爱有加。

2009年春，我的儿子、爷爷的重孙出生了。但在孩子出生前两天，爷爷在院子里摔倒在地，其后卧床约半年离开人世。重孙的出生应该是给了爷爷人生最后的日子里莫大喜悦。那年端午节期间回去看望卧病在床的爷爷，当时爷爷已告诉我他时日无多、“不行了”。我还温言宽慰，我给他看了孩子的照片，并告诉他国庆节一定带重孙子回来看他。临行时我本已收拾行囊告别，不想刚出门他又叫住了我，问了句闲话便叫我走吧。此景不意竟成永别，我知道当时他自己一定是觉得再也见不到我了。

爷爷一生坎坷，在世78年间饱受丧父、战乱、流离及丧偶之痛。只是他一生不以为苦、不争名夺利，天性淡然。即便有靠近耿飚将军、执掌村集体财务的“便利”，他也从未将此变为个人升官发财的契机。爷爷出殡那天，我自己为他撰写了一幅挽联：“一生孤苦不争不私和乡里，半世漂泊叶落归根荫子孙”。 父亲、叔伯均以为此语评价可谓恰当。二叔（堂叔）告诉我，爷爷一直希望他入土之后我们能给他立一块碑—在我们乡里，立碑应该还算是稀有之事。

爷爷去世后与奶奶合葬，坟茔紧紧傍依着曾祖父母的坟。因此当时的立碑问题在家里合议后只能是为尊者敬，为我的曾祖父、曾祖母立碑，背面的碑文要叙述曾祖父与爷爷两代人的历史。碑文字数有限、只能简而言之，我后来苦思数稿，代父亲及叔父辈们起草了碑文：“先祖聂国英大人系乡中缙绅，雅望闾里，奉天乐土，敬书勤业。育二子一女，后继之人兴也。及先祖弃世，先祖母以一身之力操持家务，爱以仁导，德以教化，育子怡孙，并皆无恙。先父光祖、德祖兄弟二人承祖业而致世，于时经纬有方并诲后人以学业。遂有今日儿孙满堂，家业日隆。思我聂氏先人，克勤克俭，维孝维方，遗风遗德，子孙永仰。”

碑文中对爷爷这一生其实只有寥寥数语，但是它还算简略概括了这个家族从民国到今天的曲折经历，背后刻意忽略了时代变迁的缩影和家庭起落的恩怨离合。作为重长孙，回顾他父子两代的人生更会让我自己及后人明白：无论身在哪里，我们的血缘、基因和精神都不曾“断层”。

2013年，我所在的单位在国内率先开展家族信托服务。两年多来，我也常常在想，中国的家族是否真的存在着孟子所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好过不了三代”的宿命？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天下安危决定家族传承的成败，家业起落不过是在治乱循环的大潮中随波逐流而已。也许我们今天所引入的信托制度会是助力家族良性传承的又一金融良材，但毕竟金融为术，人情为本。“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是每个力图修身齐家的人都应该铭记并践行的。

文 聂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