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究竟是否是一个轻商、贱商的社会？

学界内外大多数人的答案，或许是肯定的。这是我们一贯以来的主流认知，也是我们一贯以来借以批判历朝政权、指责其腐朽愚昧以至于错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武器之一。

从表象上看，这样的认知并没有错。所谓“千年犹行秦王政”，“秦王政”的一大内容就是轻商。早在孟子时代，就把谋求厚利的商人看作“贱丈夫”：“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孟子·公孙丑下》）

对“贱丈夫”进行打压，不仅是孟子这样的儒家中的一派所积极拥护的，也是管仲、商鞅之类的轻重家、法家所积极实践的，两者奇怪而巧妙的结合，大约才是“秦王政”能绵延千年的一大原因。包括轻商在内的“秦王政”，是商鞅改革的政治遗产。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事本禁末”：所谓“本”，就是农业，而此外的产业、行业、职业，尤其商业，都是“末”。商鞅认为：“治国能搏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农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商君书·农战》） 

“法律贱商人”的顶层设计

自商鞅开始，中国的商人开始了作为帝国二等公民的漫长历程，这一历程，至少绵延了千年，到宋代才有所改变。

二等公民的直接体现，是为商人们设置了专门的“市籍”，比普通百姓的“编户齐民”更低一档。“市籍”的人身权利相当卑微，在秦汉，只要政府愿意，就可以随时“举以为收孥”，充军发配，并且，这种卑贱的身份在代际之间不得更改，世代相传。在秦帝国的统一战争中，作为战利品之一，所占领地区的商人连同手工业者，往往都被迁徙发配到边远地区，如“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又如“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样的强行驱逐，目的有两个：一，剥夺这些商人们的财富，为帝国的急剧扩张提供资金支持；二，削弱被占领地的精英群体，防止可能的暴动反抗。

二等公民的另一重大体现，在于商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不能担任公务员，如汉文帝时“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成为宋之前的中华帝国的官场主旋律；同时，也被剥夺经济权利，不得购置田产:“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史记·平准书》）“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汉书·哀帝纪》）

二等公民的第三个重大体现，是对商人征收高额税赋，用司马迁的说法，是“重租税以困辱之”。“重租税”本是经济手段，用这种经济手段对商人“困辱之”，则是典型的政治目的了。以税收作为财富的调控手段之一，且这种调控手段并非建立在共同的契约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单方的予取予夺中，其目的就是确保政府做到“富能夺，贫能予”，发挥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绝对性作用，这是管仲式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历史上最为后人称道的汉武帝时代，对商人们来说，大约是最大的梦魇。汉武帝政府不仅通过“算缗令”向商人征收重税，以支撑国家机器的巨大开支，更通过“告缗令”鼓励民间大力告发商人税收违法行为，且举报者可从中获得巨额利益，以此对商人形成了普遍而持久的高压。

二等公民的其他体现，还在于商人甚至在服饰方面受到限制，自汉初明确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类似的禁令居然直到宋代才陆续废止⋯⋯

林林总总的限制，用汉代“悲剧总理”晁错的话说，就是“法律贱商人”（《汉书·食货志》）。即，商人的地位在帝国的“法律”层面就被压抑、被轻贱。这种“顶层设计”的轻商、贱商、抑商，无非基于两层考量：

一是害怕商人阶层借助资本的力量，成为帝国的第二个权力核心，即管仲最为担心的“二君二王”，从而威胁到政府的权威性。这是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上的顾虑。

二是害怕商人阶层的财富效应，会诱惑农民追求工作更为轻松、收益更为丰厚的商业，“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这会导致“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多”的局面（《史记》），破坏帝国的经济平衡与稳定。同时，也担心商人“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将商业所得投入土地，进行土地兼并，进而加剧贫富分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破坏了农村的稳定基础。 

国进民退的重商策略

基于这两层考量，早在管仲时代，就提出了应对之策，那就是所谓的“利出一孔”，加强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一元化”、决定性作用（参阅上期本刊）。也因此，在“法律贱商人”的同时，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重商”倾向，那就是重视国有、国营工商业。

扶持官商，压抑私商，自周朝开始就是中华帝国的传统，只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林立，相互竞争，工商业者及其资本的自由度大大提升，可以“用脚投票”，此时“权力”对“资本”的放任与尊重，并非出于自觉主动，而是基于充分竞争环境下的无奈。管仲的改革是有史记载的第一次系统推行“国进民退”的实践，他提出了“官山海”的口号，由政府直接垄断盐、铁等基本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流通。商鞅变法时，继承了管仲的做法，实行“壹山泽”，做法完全一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央政府对资源的垄断控制，就成为中华帝国的常态，形成了“禁榷”这一国家专卖制度，到明清两代，则不仅盐、铁，举凡酒、茶、铜、铅、锡、硝、硫磺、瓷器、烟草、大黄等，均列入国家专卖范围，或国家直接控制生产、流通，或国家实行统购统销。

帝国历朝政府对国有、国营工商业不遗余力地扶持与强化，当然是“重商”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讲：中国从来不轻商。更为确切的表述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轻商”、“贱商”的传统，但并非针对工商业本身，而是针对民营工商业；并非是针对产业结构之偏好，而是针对不同性质所有制的偏好。

即便在“法律贱商人”的制度环境下，民营工商业者的实际地位，也因政局的变动而常有起伏。在宋代全面废除商人的二等公民地位之前，历朝历代在执行“贱商人”的“法律”时，往往相当有弹性。无论在商人当官、购置田产等关键权益上，还是在商人穿着、用车等琐屑之处，都有相当的弹性空间。

秦国是“法律贱商人”的始作俑者，但秦帝国短寿，其政商关系的全面系统实践，其实始于汉朝。即便在汉代，民营工商业者在实践层面上的地位，也远远超越制度的文本约束。如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著名商人，不仅当了大官，而且还负责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后人不得不佩服汉武帝以商制商的想象力，其成效远远高于一群毫无工商经验的“纯官员”闭门造车。汉代的富豪们照样游走于权贵之门，交往亲密，比如 “起富数千万”的富豪刀间，“连车骑，交守相”（《史记·货殖列传》），再比如富豪罗裒，以一半家资“贿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汉书·货殖传》）。因此，晁错在总结“法律贱商人”时，也承认“商人已富贵矣”，“法律”虽“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汉书·食货志》）

此类制度文本与政商实践存在的“名实不符”，其实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原因在于：一是制度执行本身会出现变形走样，有法不依或者有法难依，要进行变通；二是制度设计的本意，其实并非规范日常实践，而是要为官方留足调控空间。严格立法甚至苛刻立法，却配以普遍的宽松执法甚至纵容普遍的违法，一旦政府有需要进行收紧之时，则早已普遍“违法”的商人，在“法律”的刀俎面前，无疑是难以自辩、绝非无辜的鱼肉。这是典型的“牧民”之术、帝王之术、权谋之术，造就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引蛇出洞”现象，当然，政府的公信力连同“法律”的公信力，也因此而荡然无存。

中国历朝政府，为了维护国有、国营工商业，不仅在制度设计层面对民营工商业予以抑制打压，而且还在制度执行层面以猫鼠游戏倍加玩弄，这大约既是“重商”，也是“轻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