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家族企业》杂志年会在杭州召开，嘉宾云集，盛况空前。杭州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尤其西湖十景更是盛名远播。还记得我第一次到杭州，本为稻粱谋，聊趁讲学之余，偷得半日闲暇，手持一把纸扇，独游西湖。没料到乍见西湖，竟亦如明朝大才子袁宏道当年，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多少情怀，竟被他一语道尽。然而，西湖山水之间游人如织，可西湖之美究竟美在何处，恐怕未必人人都能道出其中三昧。

西湖不大，仅有6平方公里，湖水不深，平均深度1.55米，不足一人高。据最近的研究说，一千八百年前，或许是一场特大风暴潮，挟裹海水涌入这片曾是古老海湾的沼泽地中，形成新湖泊。数百年后，海水淡化，西湖方才成为今日的淡水湖。从此以后，西湖逐渐从天然湖泊变成人工湖泊，历经千年疏浚改造，至今风景依旧。1921年，后来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回顾西湖的历史时说：“西湖若没有人工的浚掘，一定会受到天然的淘汰。现在我们尚能徜徉湖中，领略胜境，亦是人定胜天的一个证据了。”若无杭州人，便无西湖水；若无西湖水，亦无杭州人。西湖的自然史，与其说是人定胜天，或许更应说是天人相应。漫步西湖畔，东望是红尘，西眺是青山，身后是舞榭歌台，眼前是晨钟暮鼓。城市与江湖，庙堂与山林，入世与出世，兼济与独善，竟在举手投足之间，移形换位，几乎不着痕迹。西湖之美，正在于此。

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

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

在白居易的这首诗中，州县与湖山，城郭与松荷，相依相偎，相生相成，相映成趣。若是只有湖山松荷，“山林太寂寞”，若是只有州县城郭，“朝阙空喧烦”，惟有如此，“嚣静得中间”。唐宋之际，“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已是众所周知的谚语。杭州之所以成为人间天堂，正是因为这种天人相应的文化之美，而最能将这种自然之美转化为人文之美的代表人物莫过于白居易和苏东坡了。

众所周知，杭州人偏爱白居易和苏东坡。孤山南麓有一座白苏二公祠，是2005年重建的新古董。此处最初为孤山广化寺，一度奉祀纪念白居易。到明代又成了五贤祠，除了纪念白居易和苏轼，还增祀孤山隐士林逋和唐代名臣李泌，以及修建杨公堤的杨孟瑛。以后祠堂渐废。清代乾隆时期，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的后人任职浙江按察使，不忘祖志，修建苏文忠公祠。以后浙江巡抚阮元又于原址增修白居易祠，合称白苏二公祠。民国以后，国立西湖艺术院（后称杭州美专）在此兴建校舍，以后更沦为民居。

白苏二公祠的兴废固然与大时代的盛衰息息相关，然而祭祀人选的变化却也颇能折射文化心理的沉淀。其实，在祠堂牌位桌上进进出出的李泌也非泛泛之辈。他铺设地下竹筒，引西湖水入城，开后世白居易和苏轼在杭州兴办民生工程之先河。至今杭州城内仍存井亭桥畔的相国井故址。清人之所以将李泌请出祠堂，不得与白居易、苏轼同列，据说是因为修堤之功大于挖井。这种说法，看似言之凿凿，却不能当真。归根结底，只怨李泌晚年仕途得意，于唐德宗时期拜相封侯。

明清士人多有一种“白苏情结”，故意指鹿为马，千方百计地将各种景色附会到白居易和苏东坡名下。如大名鼎鼎的白堤本是明代司礼太监孙隆于万历十七年修筑，又称十锦塘。“堤阔二丈，遍植桃柳，一如苏堤。岁月既多，树皆合抱。行其下者，枝叶扶苏，漏下月光，碎如残雪，或言月影也。”孙隆曾花费数十万金钱装塑西湖，被袁宏道赞许为“西湖功德主”，如果说白居易和苏轼是西湖的“开山古佛”，那么孙隆就是“异日伽蓝”。然而，如今孙堤光明正大地变身白堤，而千年前的那条白堤早已湮没无闻。大太监终究还是输给了大诗人，这是文化的幸事，也是历史的不幸。

当初，白居易和苏轼都是在朝廷政治斗争中失意后满腹牢骚地赴杭州为官。有趣的是，两人的人生惊人相似。“十岁解读书，十五能属文。二十举秀才，三十为谏臣。”这既是白氏的半生写照，也是苏氏的青年履历。初入仕途，两人都怀抱澄清天下之志，以直言极谏为己任。不久得罪当政，横遭迫害。白居易贬谪江州、忠州，转至杭州，曾于旅途聆听商妇弹琵琶，泪湿青衫；苏轼外放闲置，历任杭、密、徐、湖四州，祸从口出，身陷囹圄，生死未卜。后来两人也都峰回路转，否极泰来，从地方重返中央，白居易官至刑部尚书，苏东坡则为礼部尚书，可谓伯仲之间。只是中唐有牛李党争，北宋有新旧党争，白居易和苏东坡都卷入政治漩涡，无力在仕途上更进一尺。白居易明哲保身，急流勇退，七十岁后光荣退休，享受部级待遇。同病相怜的苏东坡对白居易的晚年生涯欣羡不已。他在六十之年，远谪岭南，而且一再南迁，甚至横渡琼州海峡谪居海南。虽然最后大赦北归，可是有家难回，不久便客死江苏常州。

“退身江海应无用，忧国朝廷自有贤。且向钱塘湖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虽然政坛失意，抱负难施，可是白居易和苏东坡都没有毅然选择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而是自求外放，躲到地方上暂避风头。白居易和苏东坡都将这种明哲保身的举动称为“中隐”。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中隐则是隐于地方。当亦官亦隐、似出似处成为一种人生态度，庙堂与江湖、城市与山林只在咫尺之间的杭州便成为绝佳之地。公事之余，无妨游山玩水，谈禅论道。等到三年任满，总结政绩，除了修筑湖堤，也就只剩下一箱子的诗稿，“吟山歌水嘲风月”。苏东坡更是将杭州一带风景题诗殆遍，等到第二次离开杭州时不无自得地宣称超越了偶像白居易：“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

城市与江湖，入世与出世，从来都是中国士大夫们内心的两极。最理想的典型即像东晋名相谢安那样，能建济世之业，而又有超世之怀。可是，政治上的得意与失意却往往非人力所为。如谢安的头号粉丝李白盼望着既可以“谈笑遏横流，苍生望斯存”，也可以“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可是他终其一生不过是翰林待诏，好容易有机会施展帝王之术，偏偏又站错了队伍，追随永王璘的叛军兵败被囚，差点丢了性命，最后流放夜郎。李白如此下场，更遑论他人了。所以，在政治活动之外，在政治上起起落落的白居易和苏轼为后世士人开辟出一条新途径，使得执迷于内圣外王的中国士人在政治之外可以自由地追寻宗教哲思和艺术情趣。政治得失从此不再成为中国士人唯一的价值标准。白苏的精神正在于，入世而不忘出世，为人而不忘为己，失意而不忘得意，立功而不忘立言。

“杭州若无白与苏，风光一半减西湖。”白居易和苏轼留给杭州的并不仅仅是两条湖堤。白居易和苏轼改变了西湖，也改变了欣赏西湖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