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代人对个人、家庭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多半处于语焉难详的状态。在谈到个人命运、家族命运时，我们多半会说，其中有“时代的烙印”，“时代洪流中的命运沉浮”，“折射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至于“烙印”是什么，“关系”是什么，“时代”是什么，我们多半并不深究，我们的观察止于这种时代社会变迁的感叹。在中外有识之士看来，任何国家地区的家族如要繁盛下去，成为名门望族，家族代际人才辈出，其共同点就是积德行善。

我在《家世》中说出，名门望族并不像一般人感叹的个人和家族命运受时代左右；相反，这些家族多是时代社会的“推手”，他们得风气之先，也领先了时代。或者说，大家族是时代变迁中的“避风港”，尽管时代的风气仍会席卷港湾，但其家族成员较之他人要有定力得多。

更为准确地说，一个家族的积善，乃是一种正向的进化、超越，即这一家族自一时一地积累，而超越有限性和局部性，即超越地域、阶层、时代的限制，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这一积善对创家者有一定的要求。即要求他们在天下层面、在人生的形而上层面、在生活的日常细节层面提供答卷。这些答卷激励、提示后代人，给他们人生路上提供了行修名立的资粮。就是说，家族的中兴者要有中国传统所说的“家国天下”情怀。

人们总结成功家族的一些特征，比如一个兴旺的家族要有一个中兴的关键人物，女性如母亲或祖母的作用极为重要，每一代人都要有类似“掌门人”或“主心骨”式的人⋯⋯从曾国藩家族、梁启超家族、聂云台家族、宋耀如家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特征。

不少人对百年中国史的一个感知是，大家族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上层。比如有人看到曾国藩家族、蒋介石家族、陈寅恪家族、俞大维家族之间有“姻亲关系”，感叹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人情关系网络”；有好事者甚至编织了这些大家族的“朋友圈”，以表明中国社会就是这些家族在“坐庄”⋯⋯这其实是只看现象没看到其中的道理：在家国天下体系中，一个家族一旦突破地域阶层的限制进入国家社会的天下层面，其家族成员的起点也必然是天下性的。跟村落、市井中的家族成员不同，大家族的起点必然是不一样的。一种是坐天下，一种是坐井观天。

一如《易传》中的积善积恶，民国思想家章太炎发现善恶的进化都在进行，他命名为“俱分进化”，“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景。”这一永恒的矛盾给了千百年来无数人选择的艰难，人们难以理解，有些积善者并未得到好报；有些积恶者并未得到惩罚。这显然是人们未能理解《易传》中“余庆”、“余殃”的“余”之意味。所谓的“余”，乃指一种“大时间观”，“余庆”、“余殃”在人心的时间中得到实现。积善者收获善，积恶者收获恶。

因此，善是必须的。要维系一个家族的荣誉，保持家族的兴旺，一如前述，每一代人都要有主心骨式的人。这主心骨者，即为有贤德之人，即为仁善之人。用曾国藩的说法是，“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可见家教、家风的重要。家教跟贤子弟是“主心骨”的两面，一个是言教，一个是身教。

当然，时代有其自身的演进，在时代的变迁中，大家族也受其影响，甚至首当其冲，其中命运沉浮的悲剧令人扼腕。如陈寅恪家族的成员在后来多从事理工领域，其家族傲世的文史血脉似乎断了；如曾国藩家族的第五代第六代都极为平凡，再无显赫人物；如蒋介石家族的后人也归于平凡⋯⋯这其中有时代的逻辑，更有家族命运展开的逻辑。

时代或家族命运展开的逻辑是，家族成员之间、代际之间，在社会上的体验或角色表达上有分工之必要。家的本质之一即是分工，这种分工后的综合则意味着全面、整体。就是说，社会分工落实到家族成员之间，只有一个家族走遍社会的阶层、职业或事业时，这个家族的使命才算告一段落。

我在近年多次提及时空四象论。中国人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时空四象的完整，即个人在春天、家在夏天、国在秋天、天下在冬天。家族只是个人时空演进的一站，个人的自我完善就在于经历春夏秋冬的完整，一如经历东南西北的圆满。而我们社会的结构或职业身份，士农工商，也分占时空四象的一象或一维。士在天下一维，农在原子个人层面，在春天一象，工在南方夏天层面，在家族层面，等等。就是说，家族本身是有分工之使命的。家族成员有职业的分工，有人经商、有人从文、有人做官；家族传承有身份的分工，这一代在村里，下一代在县，下一代在社会；这一代在乡邻之间，下一代在国家社会层面，下一代在天下层面。⋯⋯这也能解释，中国人说一代看吃二代看穿三代看文章。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名门望族的起点跟寻常家庭的起点不同，一个有天下意识，一个有小农意识。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名门望族盛传五代十代后，会从绚烂回归平常。

良好的家风家教既浇灌了它的王谢人物，也成全了寻常百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同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仅仅是悲剧，也是正剧。我们在蒋介石的后代那里看到的就是这种正剧。我们也都看到，那些曾经权倾一时的家族，那些富可敌国的家族，其后代必然会有在文化艺术上的胜出，其后代也会在渔樵耕读上下工夫，道理即在于此。

当今社会流行的“近亲繁殖”现象，如教授的孩子依然是教授，演员的孩子依然是演员，官员的孩子依然是官员⋯⋯实在是一种暴发户心理，实在是没有理解家族的使命，也没有理解时代变迁的本质。换句话说，以时空四象论，如果家族的传承在职业上和身份上重复繁殖，我们就可以说他们在进化或积善的阶梯上停滞不前了，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理解，他们就是不适宜的，即不义的；他们积家族的力量未能获得时空的圆满。

只有在社会分工中、在时空四象中体悟到人生的丰富，只有在时代变迁中参透了悲欢离合，一个家族的发展才算完整，才算获得了新的起点。当然，家族在时代沉浮中也获得了真正的考验。那就是，一代人的时势权力并不重要，要在自己是否给了子孙命运展开的空间，要在子孙是否跟自己构成一种精神的谱系。在这方面，不给后代空间的人注定成为笑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而我们看百年中国家族的命运，可以看到不少动人的现象。如曾国藩家族后代人很平凡，但曾家人自傲，“曾家那么多代，你找不出一个坏人。”即使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曾家人身上“没有市井味”。这正是前述，“成天地之大功”所发生的功德。

在史伯发现“成天地之大功”的现象和观念前后，西周的贵族铸了很多簋鼎，他们在上面刻下很多铭文，其中刻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子子孙孙永宝用享”。这句话用于家族的教训意味深长。如何在国运世运中保持家族的完整和延续？后来的中国人说，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已出版作品：《非常道》、《老子传》、《大民小国》、《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