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传承构架 家族财富遭重创

编辑:陈凯日期:2015-12-14

这是一家传承了80多年的老字号企业,这是一个家族成员众多、在当地盘根错节的名门望族,这是一位叱咤风云、人脉广络、威望极高的企业家。然而,传承阵痛不仅降临这个家族企业,让这家几乎要迈入“百年俱乐部”的明星企业一蹶不振,让这个大家族遭到前所未有的财富损失,更让这个家庭心灵上的伤口潺潺淌血,至今未愈。

作为当年全程参与处理该家族企业传承事务的主办律师,回想起这个案件中的点点滴滴,至今令人唏嘘不已。

观念作祟 痛失安排机会

2011年的一天,我接待了一位客户,当时她的父亲正在医院就诊,身体状况已经很糟糕,她想了解一下办理遗嘱的流程。在咨询中我了解到,她的父亲是一家特殊企业的掌舵人,这是某省一家老字号企业,创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已经经过了80多年的风风雨雨,不但列入该省文化遗产传承目录,而且在当地有很高的知名度,产品也多次陈列在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中南海、国务院、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元首的会客厅、最高法院办公楼等地,许多产品还成为国家馈赠外国领导人的礼品。她的父亲是这家企业最大的股东、董事长、总经理,被当地政府认定为该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客户,我当即建议她立即劝说父亲加紧做好传承构架,不仅要立好遗嘱,还要做好相应的安排,避免企业和家族财富发生重大损失。

在沟通中,我得知客户是家中独女,其家族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大家族,父母各方都有多位兄弟姐妹。母亲在家中打理家务,一辈子只知道相夫教子,从未涉足企业管理。客户的奶奶尚在世,有轻微的老年痴呆。因为是家中的独生女,客户倒是不担心家庭财产继承会出现什么问题,而且她和母亲都认为家族内部关系和睦,父亲在家族中的威望很高,一旦父亲不在,其他长辈会站出来协调关系,发生家族内部争产的可能性不高。

对此,我重点提示了两个风险:

(详见12月刊杂志......)

隐患重重 传承节点乱阵脚

据客户介绍,父亲在住院期间,把企业经营事务完全委托给了持有公司15%股权的财务负责人,该财务负责人也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在父亲弥留之际,客户和母亲以及财务负责人都到了父亲面前,父亲很艰难地表达了自己的遗愿:企业经营的事情由母亲和财务负责人协商解决。事后,他们分析认为,父亲是想把企业留给自己家人,但又担心母亲没有经营能力,实际上是要财务负责人协助母亲进行管理。

但是在办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她们发现企业起了很大变化:

(详见12月刊杂志......)

左右为难 “真空期”风险难测

听了客户的介绍,我又询问了客户母亲一些问题,特别是其他兄弟姐妹的态度、企业的经营情况、关键资源,以及企业内部的股份构成。了解有关情况后,我预感到之前我所担心的两个问题都可能成为现实障碍。事情的发展也逐步印证了我的担心,但这是后话了。

就目前客户家庭和企业的情况,我告诉她们做好最好和最坏的打算:

(详见12月刊杂志......)

上下求告 难脱传承陷阱

在我的建议之下,客户家人进行了激烈讨论,客户力主采取先礼后兵的上策,而绝大多数家人则相信通过社会资源的协调,以及办理法律手续的方式,可以逼迫财务负责人交出企业控制权。

经过一番探讨,客户家人兵分两路,一路和我进行对接,按照法律规定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另一路则与政府接触,希望政府出面协调。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也都看出形势越来越有利于财务负责人。由于财务负责人控制着企业资金、公章、证照,不但通过奖金和谈话笼络了一批企业职工,而且辞退了一批其认为不忠诚的职工,企业内部更加水泼不进。另一方面,财务负责人所拥有的主动权已经使得当地政府对其态度开始暧昧起来。与此同时,财务负责人另起炉灶,设立了多个公司,并逐步通过关联交易将企业核心资产低价出售给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就这样一步步地,企业被逐步掏空,客户即使最后顺利继承了股权,也没用任何实际意义了。

另外一方面,在办理继承手续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我之前所担心的陷阱。先是在办理股权过户手续时,公证处明确表示无法办理,原因是第一全体继承人中奶奶因为老年痴呆无法表达个人意愿,公证手续无法按规定完成;第二公司章程对股权继承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基于该企业内部纠纷在当地人尽皆知,家属是否可以直接继承股权,公证处表示无法操作。

经过一年半的努力,父亲的全部股权终于登记在了母亲名下。这中间也有另一个曲折的过程,客户已经成年,本愿意挺身而出独自挑起家中的大梁,但母亲却认为客户是女孩子,而且年纪才30出头,还不具有管理能力,所以最终还是将全部股权登记在母亲名下。

母亲在此事中显示出了独断专行的另一面,客户的多个建议均被母亲否定,客户出于孝顺又不便违背母亲意愿,最终,客户眼看着父亲留下的产业被一步步蚕食消失殆尽,母亲却不给自己任何机会。客户思前想后,最终选择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和丈夫、儿子重新回到自己留学时的新西兰,开始新的创业。

这一事件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一直对我产生了持续的刺激,使我更加认识到“传承阵痛”的存在,也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避免这种阵痛的方式。2013年,在我主持下启动了中华遗嘱库公益项目,开始推动社会对传承问题的普遍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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