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11月13日，发生在巴黎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又一次震惊全球。十四年前，发生在纽约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宣告了反恐时代的来临。随着基地组织头号领袖本·拉登被击毙，恐怖主义引发的全球恐慌逐渐平息下来。然而时隔多年后，巴黎巴塔克兰剧院里的一百多名遇害者再次激起了全球舆论界与思想界对恐怖主义的热切关注。

不只是文明的冲突

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悲剧？最简洁明了的回答便是二十年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风靡一时的文明冲突论。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生死羁绊绵延千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起源于中东，继承更为古老的犹太教的一神主义，推崇先知，鼓吹救赎，恰似一根藤上隔年结出的两枚瓜，却彼此敌视，斥责对方为不信教者或异教徒。基督教向西拓展，从罗马到纽约，而伊斯兰教则向东扩张，从开罗到爪哇。两者势力交叉重叠的地中海一带和东欧地区由此成为烽烟不断的血腥战场。

从公元8世纪开始，摩尔人首次在西班牙登陆，在以后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散乱弱小的欧洲拼死抵抗伊斯兰咄咄逼人的进攻，年复一年，精疲力竭。直到17世纪以后，基督教世界在英国、法国和俄国等新兴大国的领导下走上快车道，迅速崛起，反守为攻。到1920年，只有四个伊斯兰国家（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阿富汗）保持了独立而未受到非穆斯林的统治。但是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基督教世界建构的全球殖民主义体系开始摇摇欲坠。再到前苏联轰然倒塌，大多数从前的穆斯林地区重新恢复了穆斯林的统治。伊斯兰复兴运动蔚然勃兴，却在复兴传统与欧化之间徘徊不定。同时，石油和地缘政治也使得伊斯兰世界依旧沦为大国争霸的主战场。随着社会各领域的现代化，民族、宗教和人口问题日益凸显，更是使得伊斯兰世界举步维艰。有趣的是，即便是反对恐怖主义的温和派的穆斯林也坚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才是伊斯兰世界种种问题的祸根。因此，亨廷顿断言说，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激进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正是与基督教针锋相对的伊斯兰教培育了热衷于鼓吹圣战的伊斯兰极端分子。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当时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有批评者坚决反驳说，这是彻头彻尾的简单化思维，我们不能仅仅凭借宗教信仰的不同来划分敌我。不过，至今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像文明冲突论一样简洁明了地解释了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危机。面对这个混乱不堪危机重重的世界，谁都希望可以手捧一册简明扼要的操作指南。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操作指南只能解决极少的问题。

据国外媒体报道，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策划者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巴乌德曾是典型的不良少年，长期疏离伊斯兰教。阿巴乌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一个小胡同里长大，父亲是一位摩洛哥移民，经商成功，生意兴隆。他们全家不信教，很少去清真寺。阿巴乌德身为第二代移民，自幼聪明好胜，加之家境富裕，肩负着全家的厚望。不料在20岁后，他游荡街头，吸食大麻，并酗酒偷窃。在被判入狱后，他逃往叙利亚，加入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他的表妹哈斯娜也参与了这场恐怖袭击，并在与反恐部队对抗时引爆身上的爆炸物身亡，被媒体称为“欧洲首个女性人肉炸弹”的哈斯娜曾是一个不良少女。她从来不去读经或者礼拜，对宗教也向来毫无兴趣。直到袭击发生前一个月，她才开始戴上面纱。她的哥哥优素福根本不相信她会成为一名恐怖分子。他说：“比起宗教，她似乎对酒精、香烟、派对以及和异性的一连串约会更忠诚。”

这些真实而平凡的恐怖分子形象或许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更为深刻的问题。一个看似普普通通的年轻人，甚至还可能沾染了不良习气，却华丽转身，成为追随信仰而无惧死亡的恐怖分子，这难道仅仅是因为“伊斯兰国”邪恶狡诈的宗教宣传吗？亨廷顿的长篇大论此时竟显得空疏无用。 

泛滥的虚无主义幽灵

曾有一名美国学者感慨说：“二十世纪始于某种未来主义的空想，终于怀旧。”无论是面向未来的空想，还是回顾过去的怀旧，其实都源于虚无主义的困扰。什么是虚无主义？一个世纪前，德国哲学家尼采回答说：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黜”，也就是说生活丧失了意义，善良与罪恶、美好与丑陋、高尚与卑下的区分已经模糊，世界在根本上呈现出无价值的状态。一切都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

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时候，他已经看见虚无主义如幽灵一般徘徊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大地之上。从此以后，这个幽灵日益膨胀，从欧洲弥漫开来，如黑洞一般吞噬一切。虚无主义诞生于现代社会。因为现代社会凭借资本和科技解决了经济问题，凭借民主和自由解决了政治问题，凭借教育和医学解决了精神问题。所有的根本问题都有了答案，哪怕是五花八门的答案。真正的问题是，现代人已经没有新问题了。失去了新问题，也就失去了新思考。美国学者福山大胆宣称“历史终结”，招来无数嘲笑。其实他只是质疑，现代人是否再也不可能发现任何人生的新意义了？

二十世纪初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解放事业早已无人问津。风起云涌各领风骚的众多主义，个个马放南山，偃旗息鼓，惟有所谓的消费主义一枝独放，大行其道。在这个后革命时代，人不需要谁来解放自己，也不需要去解放谁，只剩下欲望可以解放。在这个越来越数字化和网络化的世界，无限的欲望带着价格标签藏在小小的智能手机里。只要解锁手机，你就可以解放欲望。哪里有免费Wi－Fi，哪里就是天堂。人类数千年来小心翼翼呵护的神圣事物无一例外地商品化和娱乐化。身着龙袍的皇帝在电视机里面推销可口的零食，头顶香疤的僧人在大舞台上表演武术。聪明绝顶的现代人什么都相信，也什么都不相信，既不爱上帝，也不恨魔鬼，教堂里唱诗班的歌声很动听，电影里吸血鬼的故事很动人。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简单，就如歌手陈奕迅唱的：只要你活得像一句广告，就能打败寂寞的困扰。

然而就在各种购物节的狂欢和喧嚣背后，有一种深深的绝望与悲哀，就像人们在微信朋友圈里疯狂地抢红包，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抢红包，而最可能的答案是无聊。满足的人们开始哼唱起民谣，幻想遥远的贝加尔湖，怀念少年锦时。可是，无论是南山南还是北风北，睁眼看去，其实都是一片荒芜。照尼采的说法，所谓的盛世注定将是“末人”当道的平庸时代。“末人”关注利益胜过尊严。他们擅长精心计算自己的长期利益，合理规划自己的人生。他们拥有满足各种卑微需要的能力，却没有能力去超越卑微。他们赋予一切事物以价值，却无法赋予自己以意义。“末人”就像一个沉迷于收藏名酒的人，他熟记每一瓶酒的产地、年份和市场价格，却不熟悉每一瓶名酒的味道。

终有一天，“末人”的幸福生活会与危险的“厌倦”不期而遇。心怀厌倦的“末人”将渴望成为“超人”，如尼采所说，要去追求尊严，发现意义，引发一场自己反对自己的战争，毫不犹豫地投身到痛苦与牺牲之中。即使这所谓的意义只是虚妄，但是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没有追求。当这一刻发生时，不良少年阿巴乌德和他的表妹哈斯娜或许就会摇身变成高喊口号引爆炸弹的恐怖分子。真正的悲剧不在于巴塔克兰剧院，而在于我们的现代生活。因为虚无主义比恐怖主义更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