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曾感慨，中国的家族制度就像万里长城一般坚不可摧。在他看来，中国的家族制度阻碍了当时近代中国的变革发展。他的这句话一度令民国时期的现代化倡导者们心有戚戚焉，“打倒族权”成了那时的时髦。到了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和文革如惊涛骇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土地分了，祠堂拆了，族谱烧了，中国三千年的家族制度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土崩瓦解。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祭先祖、修宗祠、编族谱等一度销声匿迹的家族活动又成为老百姓的寻常生活。随着社会结构的逐渐稳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现象卷土重来，昭示着中国社会正在重新走向家族化的新历程，重视家族亲情的传统观念也再次复苏。例如，在课堂上当我提出《论语》中父亲偷羊儿子应该怎么办的古老问题时，各个年龄层的听众都是以压倒性的多数为孔子点赞，支持“父子相隐，直在其中”的立场。

当今中国的家族复兴当然不是传统家族的再次回归。崇尚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化家族制度已经无可挽留地消逝了。事实上，以一对夫妻或者父母子女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成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单位。那么，家族对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又意味着什么呢？

个人主义建立在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上，偏爱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崇尚个人自由。正是这种新文化孕育了现代资本主义，随着英美两大强国在十九、二十世纪相继称霸全球，牢牢掌握了当今世界的话语霸权。然而，一个被遮蔽的真相却是，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人口仍然从属于由血缘、地域或者情意联结起来的形形色色的“自然共同体”之中，坚信家族、村庄或者某个团体才是他们生活的意义所在。“新的就是进步的，旧的就是落后的”，这种兴起于十九世纪的社会进化论早已臭名昭著。在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中，个人主义并不能彻底取代传统价值观。尤其是在当代中国，个人主义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种大众文化。与之相反，在官方意识形态衰弱之后，历经一个世纪磨难的家族在继续地为大多数中国人提供着历史感、责任感、认同感和成就感。他们相信，人生的意义必须回到社会关系中去寻找。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是中国儒家的立场。

荀子曾经分辨人与禽兽最大的区别在于“有义”，只有人才会置身在父子、兄弟、夫妇、君臣和朋友的伦常关系之中。成为孝顺的儿子或慈爱的父亲、友爱的兄弟或忠诚的朋友，这本身便是人生的目的。因此，由各种伦常关系经纬交织而成的家族不仅是慰藉心灵的避风港，更是安身立命的支撑点。梁漱溟先生曾经对此总结说，家族生活的价值正在于“最能培养人心，并且维系一人之生活平稳。”家族在满足价值虚无的现代人的认同需求的同时，也为转型社会的道德重建奠定了基石。众所周知，意识形态的削弱、人口流动的加剧和贫富差距的扩大等诸多因素导致了当代中国陷入严重的道德危机之中。然而，很少有人留意到家族在二十世纪的衰败也是其中一大祸根。就像两千三百年前，商鞅变法大力鼓励父子兄弟析产分家，成功地推动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却也引发了严重的道德危机。两百年后，贾谊毫不留情地批评商鞅“违礼义，弃伦理”，一味地扩张疆土，却不知道国家长治久安之道，最终导致了秦王朝在统一天下十三年后便土崩瓦解。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国家的长治久安根本在于风俗人心，而风俗人心的根本又在于家族生活。正如孔子的学生有子所说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未来，家族依然会承载着无数中国人的梦想，穿越世纪奔向未来。

周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因一篇痛批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感性、决绝的《自白书》红遍大江南北。也曾作为特邀讲师在CCTV《百家讲坛》讲授曾国藩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