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其有生之年里只是众多哲学家之一，而且并不是最成功的一位。但是由他开展的“儒家”则持续两千年之久，一直是中国思想的主导力量。

“正统经典”的成型

儒家从其诞生伊始至清末封建王朝破灭，期间的发展大至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最初，孔子之后由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与荀子（约公元前310年~公元前230年）奠立儒家的学派传统与基本原则。儒家的思维方式渐趋抽象、精确与系统化。孔子精神在《大学》与《中庸》二书中得到最美妙与最清晰的展现。《论语》中的格言更接近孔子思想，甚至录下了他的部分言语，但却过于简短、残缺，并且可以作多种不同的诠释。这些格言就像苏格拉底以前某些哲人的断简，本身立意完备，但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这些格言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可以充实概念架构，但是难免损及原始的丰富内含。在孔子后继者的书中，他的思想变得更清楚，但同时也受到较多限制。儒家的传承可以看做一场源远流长的文化运动，历代都有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事。秦始皇曾想摧毁儒家，焚书坑儒，但是在其死后（公元前210年）王朝随即被推翻。此时中国已由封建社会进入中央集权的统治。

随后，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继秦之后的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尊崇儒家。他们诉诸孔子精神，来为国家权威辩护，其实这些作为与孔子本人并无关系。孔子所知道的只是封建城邦，传承中的儒家思想结合了实际力量，展示了新的思想格局。知识分子成为政治体系的成员之一，他们发展出一套正统观念，排斥异己；儒家学说成为训练官吏的一套教育体系；儒家成为国立学校，传授治术与维护正统。

宋朝（960年~1276年）时期的儒家进行了更多方面的发展，尤其是侧重形上学与自然哲学的一派。同时，他们根据孟子思想建立了一套正统经典。到了清朝（1644年~1911年），儒家正统得到进一步加强，形成教条的形式。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相信中国人所谓的“中国自古即是如此”；直到汉学家重新厘清了中国历史的惊人内容，真相才告大白。

因此，儒家就像基督教与佛教，曾经在历史的长流中经历许多转变。等到官方正式接受孔子思想时，孔子的原貌早已模糊了。儒家的历史俨然是一场长久的奋斗史，在精神方面争取正统地位，在政治方面争取知识阶层的主导地位。这样的儒家实已成为藩篱，文化史上许多伟大的艺术、文学与哲学运动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下，努力突破这一藩篱。在文化生命陷入低潮时，儒家正如西方的天主教也难免随之衰退。但是它也曾达到精神上的高峰，正如天主教有圣多玛斯（Thomas Aquinas，1225年~1274年），儒家也有朱熹（1131年~1200年）。

渐离本源的退化

任何更高的冲动都会为自身带来危险。儒家数十世纪之兴盛趋于退化，已经使得某些人将责任推到创始者身上，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他们辩称孔子的思想是“反动的”，崇古取向、僵硬不化、残害人命；它闭眼不看未来，因此瓦解了一切创新的、活泼的、进步的力量。

就孔子本人看来，以上这种见解显然是站不住的。本文已经从更广的背景设法疏解孔子的思想要旨，我们发现许多孔子的“图像”根本是捏造的。然而就儒家的一般情形看来，过去数十世纪确实也出现了退步的一面。我们可归结为以下各点：

不可知的“一”这个观念，被转化为形上学中无可无不可的实体。孔子将自己对统合者的信心变为行动，投向现实世界中的人类。他平静地接受死亡，不去探问不可知之事；他的思想中任何事物都是开放的。常人若是缺乏孔子的信念，就容易沦为怀疑主义，甚至无法收拾的迷信。不可知论留下了真空状态，后期儒家就以偏重物质的方术与虚幻不实的期待来填充。

孔子对人性之单纯热诚的意念，被转化为效益主义的思想，结果造成只知炫耀学问的实效主义，完全无视人格的独立价值。

“礼”与“仁”之间的张力所隐含的自由规范，被转化为教条式的礼仪。礼若不以仁与“一”为其根基，就只能沦为外在行为的刻板法则。礼在孔子而言是一种温和的力量，现在却演变为严谨的形式与强加于人的法律。它混杂于品德与规章的体系中，冻结一切人际关系。

思想的开放性，退化为教条理论。例如，性善与性恶的争辩，礼能使人导入善途或者只是复其善性的争辩。孔子并未暗示这一类争辩，除了上智与下愚之外，人皆有可能发挥自身的潜力，关键在于“习”（实践）。但是，现在竟以理论为较量之地。这些理论之争，在孔子看来无关宏旨，事实上也并无定论。

原属内在行动之知识，退化为记诵之学。儒生阶层随之而生，不以高尚人格为务，徒重形式上的学习，靠着一套考试制度来维持特权。孔子心目中的古代知识，是每一个人必须自行求取的规范。到了儒学末流，就只是研读古籍与先贤作品；学生并未消化古代智慧，只是学习如何模仿。学派训练所产生的正统学问与人生整体失去联系。

以上几点事实对中国历史颇有影响，但是还不能完全抹煞儒家的本源。孔子本人在儒家的整体发展过程中，仍然保持鲜明形象与重要地位，人们总在不断回溯这位伟大的权威。弟子可以自由批评他的行为，但是仍然对他景仰有如日月；若无日月，人将无以为生。孔子卒后，弟子按祖先崇拜之礼，在他坟前祭祀，稍后更立庙纪念。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末，史学家司马迁曾至鲁国亲访孔子庙堂，归来写道：“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六经）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演变到后来，祀孔之庙遍立于中国。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孔子还被公然说成是神。孔子在世之时只愿做一个人，甚至不以圣人自居，随着历史的演变，孔子最后竟被尊奉为神，这其间的委婉曲折实在令人低回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