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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荣 - 2016-07-07

佛陀的原初哲学

佛教经典蕴有一种独特的气氛,深深浸润于亚洲,这是世界别的地区所见不到的。它带来一种新的形上观念及生活方式,塑成中国人与日本人的部分心态,也为西藏、西伯利亚、蒙古等地引发了新的教化。它的影响遍及亚洲各地,潜入人心深处成了解脱的象征,但是当每一区(如在中国与日本)原有的意识形态彰显时,它又遭到抨击与排斥。

然而奇怪的是:佛教在它的发源地印度反而逐渐销声匿迹。印度人出于强势的传统本性,还是保留了印度教,选择种姓制度、崇拜原有诸神、冥思整体宇宙。佛教在此无法容身。

在基督降生的前后几个世纪中,佛教分为北传与南传两支,大乘(原意是载人渡过轮回之水以抵达解脱之岸的大筏)与小乘(小筏)两派。小乘佛教较为清纯,也较为接近起源;相较之下,大乘佛教似乎落入宗教的实际形式。但是我们应知道:今日尚存续于锡兰与印度的小乘佛教并无任何新的贡献,它只是把传统的资料引介到现代而已。大乘佛教则发荣滋长,不仅满足了千万人的宗教需求,而且还奠下基石,蕴生出一套新颖而高超的思辨哲学。由于小乘佛教严守经典之义并着重个人成全,因此可以视之为格局狭隘;大乘佛教则胸襟开阔、广采新说,并且不仅关怀个人解脱,更要普渡众生。小乘佛教忽略了佛陀的几个观念,那些观念却由大乘佛教继志述事,其中最主要的是:佛教誓愿拯救众生,诸神与凡人皆在内。这个伟大悲愿稍后在大乘佛教中,更得到龙树等人的充分阐释及发挥。

但是大乘佛教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把佛教的解脱哲学转化成一种宗教。我们试简单比较这种宗教与佛陀本人所创始的运动。 

信仰本源的改变

僧侣制度增强了一种集团意识,目的是把每一个在真知中寻求解脱的人结合在一起。但不久之后,信徒竟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转而在实际生活中服从一种权威。他们“逃避到佛陀、教义、信众之中”。

佛陀被尊为神,导致了信徒对自己的力量丧失信心。根据佛陀的教诲,带来解脱的并非祈祷、恩宠或牺牲祭献,而是知识。

这种知识原在个人能力之内可得,只要它引发真知,秉持善行。诸神无法赐给人真知,因为连他们自身也需要真知。佛陀宣示了真知,但听者必须自求真知。佛陀的临终之言是“奋发努力、永不止息”。由此观之,他的教义就是哲学,是要靠人的力量去获取。

一旦这种凭藉自己以求解脱的信念发生动摇,佛门弟子的想法也必然随之更改。现在他们呼求着一位伸出援手的神。但是诸神自身亦须解脱,自顾不暇,何能助人?佛门弟子继续寻求助力,他们不曾忘记人应借真知而得解脱,于是最后找出原始哲学的典型—佛陀本人被尊为神。于是供奉诸佛的神庙大殿出现,虽然其中所祀者不名为神。佛陀本为宣示教义,如今成为众神之首;信从佛陀的真知不再是哲学的信仰,竟成为信仰佛陀。

我们从佛陀的临终之言可知,他本人无意把他的智慧附从于他的人格但是佛门弟子对师尊的推崇却不能止于对人性的尊敬。早在佛教创立初期,佛陀人格的影响力就被神而化之,古籍中加于佛陀的尊称几乎无法胜数。

佛陀圆寂不久,就成为崇拜的对象。他在生前所经之处,寺庙先后建立。西元第三世纪时,他已被信奉为神明化身,为了拯救众生而来到人间。佛陀的传闻愈演愈盛,终至涵盖了宇宙大千世界的三世诸佛与六道轮回,其角色包括诸神、通人、伏魔者与解悟者。

佛陀的世界观

佛教在辗转演变为亚洲的人类宗教过程中,不断掺入各民族的文化背景,吸收融会其宗教传统的古老题旨。这种吸收融会得以完成,应归功于佛陀的世界观。他能以彻底自由来摆脱世界的束缚,因而也能以彻底容忍来宽待世界的烦恼。一切世俗念虑尽皆出自无明,这是首先必须揭穿的幻象与遮幕。只要能勘破世界的虚妄,止观摄一切法,就能予以超越。因此,佛教无所排拒,对任何宗教、哲学、生活方式皆能调适整合。任何观念、灵修、信仰,甚至最原始的宗教义蕴,都可以作为替航、作为跳板,它们本身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终究不是最后目标。

佛陀的沉默所引发的后果,不仅使亚洲人内心生活偏重沉默,也造成各种宗教意象的大融合。在实际修行上,生命本身成为应被超越之物。外来宗教的形式先是成为佛教思维的装衬,随后竟成为佛教思维本身。西藏佛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甚至连古老的魔法咒语也变成佛教法门,僧侣教团变成充满世俗规范的教会组织(其中有许多相似天主教之处,令许多基督徒在惊讶之余,难免斥之为邪魔外道,附会曲解)。

经过以上种种变迁发展,人的角色在信徒眼中也大异于往昔。人类与众生都有希望成为菩萨或未来诸佛。若菩萨不往住涅槃,那只是因为他愿意再生为佛陀,以拯救他人。任何人都可以向往这一目标,并且他在成道途中也能因祈求菩萨保佑而得助益。

在信徒心目中,厌弃生命正是摆脱存在局限的象征。漠然处世,应超乎愤世或恋世之上。

在佛陀看来,人间唯一的善行就是借着毫无求取、毫无沾滞、毫无抗拒而得到解脱。别管世界如何,随它自去。佛陀穿越此世,而无改造意念;他教人摆脱世界,而非改变世界,“就像可爱的白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我也不受俗世沾染。”

可是,毕竟佛门弟子还是活在世间,他们要想冷静地摆脱尘世,只有两种可能方式:出家为僧侣,就要遁入无动于衷、忍受辛苦、恍如长眠;在俗为信徒,就要营谋世务而不牵绊其中。他们可以积极入世,又能“毫无沾滞”而契入了涅槃。战士(如日本武士)、艺术家、所有凡人,都能生活于庄严的静穆中,一如佛门弟子。他们有为似无为,他们存在似不在,生死皆不能惊扰他们,他们淡然处之、若无其事。

原初的哲学

我们今日透过无数艺术杰作与文学典籍所见的佛教,已经是庙宇堂皇美不胜收了,但这些正好横亘于信徒与涅槃之间。我们要问:这一切与佛陀有何关系?原初的哲学还剩下什么?答复是:尽管有这种种诸神世界、祭礼献仪、制度宗派、僧侣教团,而佛教原初的哲学遗迹仍然可以辨认出来:最初体现在佛陀身上的精神光明,仍然映现在后期佛教的贤者身上。在各种佛教教义中,仍可见到佛陀的表率:他那神奇的自我弃绝,让生命自力渡入永恒。佛陀的慈恩仍然普照众生,分担其苦乐,平息其怨憎。人间各地乱离频仍,亚洲也不例外,但是佛教所传之处,人心总有祥和的悲愿。就吾人所知,佛教这种世界性的宗教是没有暴力胁迫、没有残害异端、没有信仰法庭、没有巫术公审、没有宗教战争的。

佛教自草创以来,从不知有哲学与神学之分界,自由理性与宗教权威之鸿沟。这两种对立的问题也从未出现过。哲学本身就是宗教活动,这一基本原则传承至今,毫无改变:知识本身就是解脱与得救。

佛陀、佛教与我们

佛陀与佛教对我们有何意义?

在佛陀看来,真知需要修习禅定,并伴随一种出世漠然的生活。但真知无法用科学去实验,无法通过练一些瑜伽术就能知道自己的进境,它也不能引发一种漠然处世的态度或使我们投身默观沉思之中,除非是那些经年累月勤修禅定、信念真确、言行得当而又深知自己进展的人,否则都只能借理性思考去认识其表相。西方人对于佛陀与佛教的缘起雏形毫无接触,因此了解必然有限。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佛教与我们相距太远,所以没有任何捷径可以直接企及。若想深入领悟佛陀教义的本质,就须放下我们原有的自我。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并非思想立场的不同,而是全盘人生观点与思维方式的不同。

佛教虽然遥不可及,却也不至于使我们忘记我们都是人,都面对着同样的人生问题。佛陀与佛教找到了一种解脱大法并付诸实践。我们的任务只是要设法认识它,并尽可能了解它。

问题在于:有关我们自身不是什么,以及我们自身不做什么这两个问题,究竟我们能理解到何种程度?我相信这种理解是可能的,只要我们平心静气,撇开自以为是的解说。在理解之时,我们应使内心深锁的种种潜能甦醒活跃,同时还要避免把自己的历史背景视为绝对真理。依我之见,佛教经典所载的一切,都可以宣说于正常的清醒意识之前,因而大体上也可以让理性思考去了解。

佛陀的一生行谊以及佛教徒在亚洲各地沿传至今的生活方式,都是伟大而重要的事实。它指向人类问题重重的本质。人并不是完全听任命运摆布的;他是开放的,他有无穷的可能性;对他而言,不是只有“一种”正确的选择途径。

在佛陀所展示的人性中,看不到对世界有任何义务感,反而要由世间脱离出去。它既不争斗,也不抗拒。由于觉悟此身出自无明,他只要求寂灭;但是他并未一心寻求死亡,因为他发现了超越生死的永恒居所。

我们在耶稣身上似乎看到类似的情形,他也是静穆庄严的,他对世界也有神秘的自由解脱力量,他对邪恶凶暴也采取不抵抗态度。但是在西方,这一切只是人生的起点,是积极入世的动因;而在亚洲,它却是一种成全,因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生命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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