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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 - 2016-08-03

商人楷模终“不轨”

在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史中,商人从政的路径主要是两种,一是商而优则仕,因其经营才干而被体制看中,从企业治理转为国家治理,比如汉代的桑弘羊、清代的盛宣怀等人。这一路径可谓中国式的“旋转门”,但是能通过这个旋转门的人并不多。更多的商人则是通过捐纳获得官爵,主要目的无非是为了便于与体制打交道,严格地说还称不上“从政”,只是获得了一个身份标签作为通行证和护身符而已。

当然还有另类,比如汉武帝时的卜式,他是通过成为“道德楷模”而从商界进入政界的。从这点看,政商关系的“林子”的确有点大。

楷模的首善

卜式是河南农民企业家,“以田畜为事”。

据《汉书》记载,卜式在与其弟弟分家时,只取了“畜羊百余”,将“田宅财物尽与弟”。这一信息可说明:首先,卜家家境不错。根据居延汉简记载,彼时羊价大约在9001000文,百头羊的总价值约为10万文,已是中产家资,再加上“田宅财物”,则绝对是富户了。

其次,卜式所得“畜羊百余”的价值,未必低于其弟所得的“田宅财物”,绝非有的分析所认为的卜式拿小头。两者区别在于,卜式所得为生产资料,其弟所得为生活资料,一般人当然都会选择更为实惠、更易变现、更好享用的“田宅财物”。在这点上,卜式弃简就繁,可算是发扬风格。

分家之后,兄弟俩的财富轨迹发生变化。卜式“入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买田宅”。羊千头,价值百万以上,卜式成为大汉朝靠畜牧业发家的富豪。而其兄弟却“尽破其产”,先富起来的卜式再将自己的家产“复分与弟者数矣”。大约就是这一感动大汉天下的故事,为卜式打下了知名度的基础。

“齐家”之后,卜式开始考虑“治国”大事了。当时,大汉帝国正与匈奴发生战争,卜式向政府表示,“愿输家财半助边”。卜式家财此时至少千万,一半即500万以上,堪称巨额捐款,因此惊动了中央最高核心。

汉武帝派人问卜式是否想当官或者家有冤屈要政府帮忙,卜式一一否认,咬定自己的动机是为国分忧:“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他表现得如此崖岸高峻,汉武帝倒有些狐疑了,征询丞相公孙弘的意见。公孙弘的回答很干脆:“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 在公孙弘看来,卜式的做法绝非人之常情,已越出常轨(即为“不轨”),不能当作教化的榜样,否则会搞乱了规矩。

对于公孙弘的看法,清代学者何焯大表赞赏,他甚至指责卜式“屡以此术尝汉武”,而当“汉武再布告天下而莫有应者,于是告缗之祸作矣”。(《义门读书记》)所谓“告缗”,指汉武帝后来推出的一项法令,鼓励对商人逃税漏税进行检举,检举查实的,被检举者财产充公,检举者可分得一半。“告缗”一出,引起全国工商业者人人自危。

依何焯的看法,卜式道德秀的危害在于可能令中央最高层出现误判,以为商人真有愿意为国捐献的,而在发现实际上“莫有应者”后则恼羞成怒,干脆对商人进行全面剥夺。何焯的看法的确有点过激,汉武帝推“告缗”与卜式道德秀无关,主因在于财政增长乏力,税收征管体系千疮百孔。

何焯的进一步评论则是深刻的:“凡事足以动人主、钓名誉官位便于己而难以概人人,使祸机由此发者。居大臣之位,皆当遏其萌茁,毋使一人得志而困苦天下。”撇开卜式的动机不谈,其行为的确是难以普及和效仿的,一旦对此大力宣扬,只能导致大多数人违心表态,言行不一,并发展出一整套心照不宣、相互欺骗的表演形态。

汉武帝没有搭理卜式,也没有收取卜式的捐赠,于是卜式继续牧羊。

立楷模以风商贾

第二次机会迅速到来。

为筹办匈奴来降的特大庆典,不少地方财政被掏空,贫民流离失所。此时,卜式再度挺身而出,向政府捐赠20万文,以安顿流民。这次,汉武帝笑纳了。

卜式此次捐献金额,与上次“其家半财”相比,仅仅只有1/25,捐赠成本大大降低。汉武帝给予的回报却不低,赐给卜式“外繇四百人”即免除400人戍边之役(外繇)的处理权。按当时行情,每名当事者需缴纳300文的“过更”费,这等于政府赐还了卜式12万文。卜式将这笔赏赐又归还了政府,再度大得汉武帝欢心,更多的赏赐接踵而至:任命卜式担任“中郎”,赐爵“左庶长”,赏赐十顷农田,并布告天下。

继而,卜式表示“不愿为郎”,汉武帝说:“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于是,卜式以“中郎”身份“布衣草蹻而牧羊”。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的赏赐共三项,卜式仅仅“不愿为郎”,对于赐爵、赏田并未推辞。这样的赏赐,已经大大超出了卜式的捐赠款额,汉武帝的意图十分简单,在富商大贾“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的时候,树立一个榜样,“以风百姓”确切地说,“以风商贾”。

卜式入仕,与他的商人身份无关,仅仅在于他是一个道德楷模。然而,如此榜样的力量十分微小。纵观汉史,并没有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卜式,最后,汉武帝不得不将引领工商业自觉捐献,改为直接剥夺。支应内政外战的巨大开销、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最后依靠的还是桑弘羊等人推行的以剥夺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强化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大力推行国有、国营及国家干预,推行“国进民退”。

尽管卜式对商人的示范作用从来没有得到发挥,他本人在体制内还是混得顺风顺水,最后登上了御史大夫的高位,进入权力中枢,直到因反对汉武帝的经济改革而失宠。

主导改革的桑弘羊等人,也是商人出身,与卜式的另类路径不同,桑弘羊等人走的是“商而优则仕”。他们的改革,是将政府当作一个企业来运营,凡是涉及利益的事要通过利益调控方式直接解决,包括推行颇为人诟病的“告缗”,而绝不转弯抹角。这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思路:卜式是报国以“鱼”,桑弘羊则是报国以“渔”,两相比较,桑弘羊的路子更具有“商”的机理。

越位错位之“不轨”

对于卜式后来的政治失意,清代学者何焯评价道:“卜式始进不正,一旦更弦,谁能听之。”所谓“始进不正”,说的就是卜式不靠才干而靠道德秀进入体制。我们无法对卜式捐赠的动机进行揣磨,对于任何慈善只能“问行不问心”,深究动机毫无意义,不管卜式的“始进”正或不正,能进不能进并不取决于他本人。对此,班固在《汉书》中评说道:“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其中关键,就在于“遇其时”其时,汉武帝正需要一个忠君爱国的“红色”(汉代尚赤色)资本家作为榜样。

作为道德楷模的卜式,实际上是被动地卷入了汉武帝的一场政治实验之中,试图以卜式为楷模号召工商业为国捐输。这一实验的成败,不是汉武帝更非卜式本人所能掌握的。这场实验最终失败了,证明国家的治理,至少是国家财政的治理上没有取巧之道,这是一种各方利益的大博弈,尤其是政商大博弈。

至于卜式本人,公孙弘当年评价他的“不轨”二字倒还真是不冤。所谓“不轨”,就是越位、错位。当他身处江湖之远时,总是主动向体制示好,包括积极支持对外用兵;而当他身居庙堂之高时,却又认为政府应当仅仅“食租衣税”,丝毫不考虑这甚至与其赞同对外用兵是自相矛盾的。我们不该妄猜卜式的动机,但可以肯定他绝对没有史书所言的“质直”他的言行并非“质直”,也一样是某种押注而已。

卜式的传奇际遇,成在越位错位,败也在越位错位,他的经历虽在商人入仕中并非典型,但他的越位错位特性却是迄今无数商人的共性。

不过,令人惊叹的是:在汉武帝时代及后汉武帝时代极其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桑弘羊死于非命,“不轨”的卜式却得以寿终正寝。大约,卜式在被汉武帝冷落之后,安心、静心甚至死心地在家牧羊、经商,终于找回了自己的“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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