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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鼎 - 2016-08-03

礼重于情 还是情重于礼

五百年前,大明帝国陷入到一场巨大的危机之中。最令人奇怪的是,导火索竟然是这样一个看似荒唐的问题:谁是皇帝的爸爸?

围绕这个问题,皇帝和大臣们争得面红耳赤。

皇帝说:我爸爸是我爸爸。

大臣说:你爸爸不是你爸爸。

皇帝说:我爸爸生我养我,怎么不是我爸爸?

大臣说:生你养你的人不一定就该当你爸爸。

⋯⋯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场令人脑洞大开的争论?若要弄明白这个荒唐问题,就不得不提到那个荒唐皇帝—明武宗。

任性皇帝身后事

公元1521年三月十四日,中国历史上最任性的皇帝朱厚照病死,年仅三十一岁。正德帝朱厚照一生迷恋军事生活以及帅气军官形象,死后获得了武宗的庙号,想必也可以黄泉瞑目。武宗生前经常自称为威武大将军朱寿,可讽刺的是,他既不威武也不长寿。

在他离世两年前,江西南昌的宁王朱宸濠起兵造反,武宗收到急报后,反而暗自庆幸。不久之前,他曾计划到江浙巡游,不料遭到群臣拼死谏阻。他恼羞成怒,下令将一百多名官员处以杖刑,其中十一名官员被当场打死。如今,他正好抓住机会,宣称御驾亲征。大军抵达河北涿州,他又收到了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的报告。他非常生气,决定秘而不宣,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他在南京滞留了半年多,才悻悻然地班师回朝。在北归途中,他仍然是寻欢作乐,结果乐极生悲:在江苏清江浦上乘船捕鱼的时候,他不慎船翻落水。虽然被迅速救起,但这位威武大将军却因为惊吓过度,一病不起。数月后,正德皇帝死于他最喜爱的成人俱乐部—“豹房”。

临死前,武宗才如梦初醒,感到对不起列祖列宗。原来武宗在位十六年,生活荒淫,却迟迟没能生个儿子。朝中大臣一直对此忧心忡忡,多次提议皇帝收养资质较佳的侄子,预防万一。正值盛年的武宗自我感觉甚好,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哪里料到一朝驾崩,为帝国留下一道大难题。

依照老祖宗朱元璋留下的祖训,如果皇帝没有留下子嗣,应当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传位给自己的同母弟弟。可是,武宗唯一的同母弟弟不满3岁就夭折了。这样,皇位继承人只能从他的堂兄弟中选出。武宗有不少堂兄弟,到底该选哪个呢?经过武宗的母亲张太后和内阁首辅大臣杨廷和等人商议,甄选原则遵循血缘亲疏原则。武宗的父亲孝宗只有一个亲弟弟,那就是两年前去世的兴献王朱祐杬。朱祐杬育有两子,长子早殇,次子朱厚熜自然成为血缘最近的候选人。国不可一日无君,张太后和杨廷和等人当机立断,立即派出40多人组成的朝廷使团,带着以武宗口气拟好的遗诏,前往湖北安陆州(今湖北钟祥)兴王府,迎请十五岁的藩王世子朱厚熜进京继承皇位。

一场危机似乎被顺利化解。信心满满的杨廷和等人在太后的支持下,抓住皇位空虚的短暂时间,迅速清除武宗朝的佞幸势力,昭告天下,宣布实施改革,与民更始。他们没有料到,危机并未消失,而那个匆匆赶往北京的少年即将掀起一场巨大的风暴。

藩王世子正名路

经过漫长的旅途,早熟而固执的朱厚熜终于到达京城,并于数日后的正午时分,在奉天殿即皇帝位,颁布即位诏书,宣布次年为嘉靖元年。即位五天后,嘉靖帝迫不及待地下令礼官讨论他父亲兴献王的尊崇礼仪及称号。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礼议”由此掀开大幕。

以内阁首辅杨廷和和礼部尚书毛澄为代表的朝中大臣经过郑重商议,一致认为,嘉靖帝以藩王世子的身份继承皇位,相当于是以养子的身份过继给了伯父孝宗,因此应该仿照汉哀帝刘欣和宋英宗赵曙的老规矩,以伯父孝宗为合法父亲,而以生父兴献王为皇叔。嘉靖帝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刚当上皇帝,爸爸就不再是亲爹。他十分气愤,强烈指责说:难道父母还可以更换吗?他再三要求朝廷重新审议,可是结果都一样。

当时只有新科进士礼部见习官张璁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对观点。张璁说:天下哪有没有父母的天子?他为嘉靖帝的立场辩解道:嘉靖帝不是以孝宗养子的身份继承皇位,而是以高祖朱元璋的直系后裔的身份继承皇位,所以嘉靖帝的爸爸依然应该是生父兴献王。更何况,嘉靖帝是兴献王的独子,如果过继给孝宗,那么兴献王就绝后了。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嘉靖帝的生母依旧健在,若是以皇伯母的身份和皇帝见面,就会出现亲妈跪在儿子面前的尴尬情景。

孤立无援的嘉靖帝闻言大喜:“此论一出,我和亲爸爸的父子关系终于可以保住了。”他立刻根据张璁的说法,提议加封生父兴献王为兴献皇帝,生母为兴献皇后。没想到廷臣对张璁群起而攻之,责骂多于说理。杨廷和自知难以驳倒张璁,便授意吏部把他外放为南京刑部主事,让他在南京静处,不要再谈大礼制造麻烦。扫除障碍之后,杨廷和不假颜色地批评皇帝,你不听举朝大臣言官劝谏,偏听偏信几个邪佞之人,难道你能凭这几个少数派治理天下吗?嘉靖帝的生母刚从家乡来到通州,一听说朝廷强迫皇帝换爸爸,顿时勃然大怒,拒绝进京。嘉靖帝痛哭流涕,写了一张辞职报告交给张太后,声称要和母亲一起打道回府。杨廷和见势不妙,只好以张太后的名义,同意皇帝称兴献王为父亲。羽翼未丰的嘉靖帝勉强同意,暗中等待时机。

一年后,嘉靖帝旧事重提,要求内阁和礼部同意追封父母为兴献帝后。杨廷和等人仍然坚持前议,甚至屡屡以告老辞职相威胁。然而,在明帝国的陪都南京,一批官员开始聚集在张璁周围,相继上奏,主张嘉靖帝应当称孝宗为皇伯考,武宗为皇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并应该在大内中立庙供奉兴献王的牌位。从此,帝国的官僚集团明确分为两派:主张嘉靖帝改称孝宗为爸爸的护礼派,和主张尊崇兴献王为皇帝的议礼派。

日益洞察帝国皇权运作奥秘的嘉靖帝迅速联合南京的议礼派,打击北京的护礼派,迫使杨廷和等一干重臣相继辞职。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嘉靖帝召百官至左顺门,正式宣布,追尊他的生父兴献王为“恭穆献皇帝”,生母为“章圣皇太后”。顿时舆论一片哗然。中央政府各部门官员两百多人,齐聚皇宫的左顺门,跪倒在地,向皇帝请愿,口中高呼太祖高皇帝万岁、孝宗皇帝万岁,这无异于向皇帝抗议示威。嘉靖帝听到消息,立即派司礼监太监传达口谕,要他们散去。请愿者不但没有散去,甚至连内阁大学士毛纪等也加入了请愿队伍,一起跪伏在左顺门。局面完全失控,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中午。嘉靖帝大为震怒,命令司礼监太监记录请愿者姓名,逮捕为首分子丰熙等八人。内阁首辅大臣杨廷和之子杨慎(即著名的状元杨升庵)等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廷。结果是严重的,一百三十四名官员被捕,八十六名官员待罪,有的流放,有的夺俸,有的廷杖,其中十七人死于杖下。

左顺门事件是这场大争论的转折点。之后,再也无人可以挑战少年天子的权威。又过了一年,嘉靖帝在大内中建成世庙,祭祀生父。在执政十七年后,他又自作主张,将生父的神主牌位移到了太庙之中。太庙是供奉明朝列代先帝的祭祀场所。嘉靖帝完全无视他的父亲只是一名藩王的事实,将其牌位放在了孝宗和武宗之间。

孰轻孰重礼与情

谁是皇帝的爸爸?护礼派和议礼派争执不休,反目成仇,甚至舍命一搏,可最终还是皇帝自己说了算。

那么,这场大争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透过当年言词激烈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真正的问题是:礼与情孰轻孰重?

护礼派说:礼重于情。当一个人登上皇位,就已经担负起维护天下秩序的神圣使命。他既是人子,更是天子。他是全天下的“法人代表”。当“法人代表”与“自然人”的身份发生冲突时,他必须优先履行“法人代表”的义务。皇帝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保持帝系稳定,唯有如此帝国才能巩固,天下才能太平。一旦同意嘉靖帝随意打乱帝系,那么高祖朱元璋的任何后裔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应该继承皇位。所以,嘉靖帝必须以大公无私的心态,认真扮演孝宗养子的角色,放弃兴献王世子的身份,才能保证从孝宗到武宗的这一脉帝系顺利延续下去。

议礼派说:情重于礼。如果一个人为了当上皇帝,宁愿舍弃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样无情的人怎么可能以身作则教化天下呢?自古以来,皇帝都信誓旦旦地宣称以孝治天下。皇帝连自己父母都不能孝敬,又如何治天下呢?如果孝敬父母之情与严格僵化的礼发生冲突,一个人应当遵从情的指导,因为人情才是一切礼仪的根本,正如孝敬父母的礼节是为孝敬父母之心而存在。所以,嘉靖帝必须遵从自己孝敬父母之心,坚持崇奉生父。

双方观点都是言之有理,看似针锋相对,实则相相成。因为真正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学会在情与礼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失去礼的引导,情只是放纵;失去情的根本,礼只是压迫。如果说古代社会的弊端是拘礼,那么当代社会的弊端则是滥情。古代人说,发乎情,止乎礼。当代人说,敢爱敢恨,活出真我。哪一种生活态度更好?答案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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