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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 - 2016-08-12

姻亲管理防患未然

我在多家商学院授课,做老师的总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比如教导企业家学员们莫用“三爷”。理论多是在实验室条件下推导出来的,自然不如在第一线实践的企业家们必须面对的各种具体情况。

莫用“三爷”,是晋商的老规矩。所谓“三爷”,指的是少爷、姑爷、舅爷。晋商的“东掌”(东家-掌柜,所有者-管理者)关系比较成熟,使用职业经理人比较普遍,如今人们常以此为榜样,批评当下的企业家对职业经理人授权不够、防范过度。

其实,商学院老师们不说的,或者是压根就没有深入研究的,是晋商老板们之所以敢于放手,全在于其有成熟而稳妥的惯例:派驻外地的职业经理人不仅不得携眷同行,也严禁在驻地纳妾立室,甚至严禁在驻地购置物业,这其实就是将职业经理人的亲属当作了人质。制衡,是所有利益关系能长久的关键,不能天真地依靠某个实验室推论。

晋商的莫用“三爷”,也在于职业经理人阶层相对比较发达,企业管理对“三爷”的需求降低—“三爷”的最大好处,无非是信任成本相对较低,除了规章制度约束之外,还有复杂的亲情网络能发挥制约作用。但是,即便是晋商,也绝非不用“三爷”,而只是少用、慎用,用得其所。尤其是其中的“少爷”,作为家族企业的接班人,必须磨砺,自然是要用且大用的。

“少爷”是血亲关系的核心,是家族企业传承的主渠道。“姑爷”、“舅爷”则是姻亲。所谓“家族企业”,包括两个管理平台,一是“家族”、二是“企业”在这样具有双重属性的平台上,莫用“三爷”是个无法落实的伪命题,真正有实践意义的是如何用好“三爷”。姻亲与血亲共同构建了“家族”这个平台,姻亲关系的管理是家族、家族企业管理的重点、焦点及难点。

姻亲关系的调适

婚姻与性不同,从来不是仅仅两情相悦的个体行为,姻亲管理是婚姻经营的主要内容。

对于企业家群体而言,夫妻关系的难点很少是“两个人”直接个体关系的调适,而是“两个家”的复杂关系网络的调适:夫妻关系的经营,是以血亲及姻亲关系的经营为基础的,姻亲关系对夫妻关系及血亲关系都有巨大的影响。另一个难点,未必适用于所有人,但适用于不少人,那就是:如何经营“前婚姻关系”及“婚外关系”,这些“类婚姻关系”或“准婚姻关系”也是最能干扰、影响夫妻关系的因素。

姻亲关系的经营,至少涉及四种关系的调适:姻亲与“我”、姻亲与血亲、姻亲与姻亲、姻亲与企业。且涵盖了三代姻亲关系—上一代:如岳父(妻系姻亲)、姑父(父系姻亲)、舅父(母系姻亲),至于伯父、叔父等,在传统上属于血亲;平一代:如妻舅,即大、小舅子,延伸开去就包括妻子这边的“七大姑八大姨”;下一代:儿媳、女婿及其家族。在三代姻亲中,人们往往容易忽略下一代的姻亲关系—而这恰恰与企业传承的关联度最高,从技术操盘上看也是最可能进行干预与管控的。

亲属关系现代化

姻亲作为家族资源的重要成分,并不一定都有着正面作用,这被历史也被不少社会学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所证明(参阅本专栏2016年06期《姻亲关系有多可靠》)。

在传统社会中,相对血亲来说,姻亲更多的是被看成宗族的离心力量。传统宗族内部,外表的和煦之下依然存在个体家庭之间的彼此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个体家庭往往会将各自的姻亲当作外援引入。中国历史上频繁出现的皇子夺嫡,背后无不活跃着各家的姻亲—他们被称为“外戚”。欧洲历史、中东历史上的宫廷斗争,也莫不如此。“外戚”的影响,来自母系“外戚”和妻系“外戚”,对同胞兄弟的争斗来说,来自母系外戚的影响相对较小,主要是妻系外戚;而异母兄弟的争斗则多是母系、妻系外戚一拥而上的“超限战”。类似的情况,也已经发生在一些家庭关系过于复杂的当代企业家身上,某些著名家族企业的传承并非如自我宣传般光鲜,而是基于不同谱系的子女及“外戚”们之间的争斗与博弈。

社会学家的田野调查发现,姻亲的离心力主要通过两个路径作用于宗族。第一是分家,尽管大多数地方的习俗依然是限制“外戚”介入兄弟分家,但这种限制本身,恰恰反映了实际生活中“外戚”介入的普遍性及对这种介入的普遍戒心。第二是小家庭与姻亲间更为频繁的经济往来,尤其是小家庭从宗族分立出来之后,实现了财务独立,其姻亲资源的边界更为清晰,相互来往更为频繁(参阅刁统菊《离心力:姻亲关系之于家庭组织的一种影响》),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宗族的分离。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华若璧(Rubie S.Watson)曾对香港的宗族进行了样本研究,发现农民阶层对姻亲关系的敌对态度(当然比较隐晦)较浓,而地主、商人阶层则对姻亲关系保持更为合作的态度。这种差异,正是不同阶层对宗族黏度强弱的体现,宗族黏度越强,姻亲就越被当作需要防范的离心力。

在当代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进程中,也可看出,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其对宗族(血亲)及姻亲的黏度都在不断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伴生的“亲属关系现代化”(kinship modernity)。所谓“亲属关系现代化”,表现为个体与大亲属群体的“分离化”与“疏远化”,这一进程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欧美家族企业广泛地实行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

但是,在中国特色的国情约束下,“亲属关系现代化”的进程呈现了不同的特点。首先,就是在城乡二元格局下,中国的大多数“创一代”在创业时期不得不经受家庭—企业、城市—农村的双重隔离困境,导致“创一代”离婚率高企,血亲与姻亲关系都趋于复杂化,加大了企业传承的难度。同时,不少“创一代”在起步时实行夫妻共同创业模式,家庭关系并非传统的父系或夫系单轴,而是夫妻双系双轴,姻亲资源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血亲资源,在企业成长之后,这股力量的离心趋势也同步增长。

更为刚性的制约在于,在可见的未来,家族企业对姻亲资源及血亲资源的依赖,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究其原因,本质上仍在于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有着巨大的惯性。当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无法改变,当官员个体的自由裁量权依然足够大,任何企业的发展都不得不继续依托于或受制于权力的寻租,因此姻亲与血亲资源依然是规避内部信任风险的最佳渠道。有学者认为,企业的非社会化和非专业化,直接关系到企业家的亲属关系“有限现代化”(参阅王利芬《有限现代化: 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其实还该加上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化、非法制化。

从这个角度看,姻亲导致的离心风险,依然大大低于雇请“外人”的可能风险。

防患姻亲关系离心风险

姻亲关系的离心风险,主要是在内部。当然,这种内乱也可能向外溢出而成为外患。比较典型的,如“真功夫”的家庭内讧。

当代中国的富豪阶层已经具备了应对婚姻风险的共识。此前的土豆视频、神州泰岳、纳川股份、硅宝科技、龙湖地产等案例,都为他们敲响了警钟。但是,他们中不少人并未警觉到,比婚姻风险更为隐性的姻亲风险,已经随着子女的婚嫁迅速积聚,而这直接影响到他们正在布局或者将要布局的企业传承。

曾经有一位企业家,其儿子与儿媳关系不好,儿媳一直隐忍到企业上市前夕,才突然发难提出离婚。该企业家立即陷入两难困境:儿子是企业的主要股东,一旦离婚就必然涉及那部分的股权分割,进而影响到上市;若想不影响上市节奏,就必须与儿媳订立城下之盟,分割出巨大的不动产及现金利益。

类似事件拉响了至少两个警报:一是企业的股权结构,包括自然人持股比例及信托持股比例,这是战术层面的风险;二是所有主要股东的婚姻关系,都直接关系到企业发展甚至存亡,这是战略层面的风险。姻亲关系的风险在合适时机发作的话,也能致命。

土豆视频风波之后,投资圈一度亡羊补牢,将调查甄别范围扩大到了创业者的配偶。其实,子女婚姻亦关系到家族企业传承的要害,因此也应该对未来的姻亲进行“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 Investigation),不仅要了解准儿媳、准女婿本人,也要了解其家庭,乃至“七大姑八大姨”。这样的“尽职调查”,未必能干涉婚配本身,但至少有助于建立相应的防范机制,再辅以股权结构优化及婚前财产公证,应能有效减低姻亲的离心风险。

还是那句话:制衡,是所有利益关系得以长久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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