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家族兴盛不衰，八百年人杰辈出，是什么因素起了决定的作用？追本溯源，我们查阅由范仲淹创始，从北宋延续到清宣统年间的范氏义田、义庄、义学制度，从中发现答案：传承—不仅是家业传承，也是人格传承，更是家风传承。尤其家风传承，更是厥功甚伟。

范仲淹作为范氏家风的倡导者和制订者，其精神和功业的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范仲淹去世后，朝廷赠谥号“文正”，其意是：道德博洽，经天纬地谓之“文”；内外宾服谓之“正”。也就是说朝廷表彰他道德高尚，功业辉煌所以为“文”；其影响所及，不只家人、族人、国人衷心感佩，连异域外族都敬仰叹服，所以为“正”，是真正称得起“高、大、上”的伟人，故追封楚国公。

范仲淹去世时，因积蓄已尽，“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一代名相，自己连入殓的衣服都没有，儿子竟然没钱替父亲办丧事。全家仅借官屋栖身，暂避风雨。死讯传开，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至亲一样痛哭哀悼；朝野上下一片哀痛。凡是他任职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供奉祭奠。甚至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首领、百姓，都成群结队地自发吊唁，连日斋戒，痛哭失声。常人去世，亲人子孙悲恸这是人之常情，而不仅家人、族人乃至“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就极为罕见了。范仲淹生前所得的评价有褒有贬，有贤名有讥讽，可谓毁誉参半，但在死后却好评如潮，甚至成为了士大夫的精神领袖，朱熹对此评价称“本朝唯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这种精神的感召力，对于后世子孙来说就像一方心印，铭刻在心，时时不忘。

这种精神感召力来源于范仲淹的身体力行，他制订的家规就是他本人的写照，因为他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家训家规对后人就不是一纸空文，字字是真的、实的。如最著名的《范仲淹家训百字铭》的第一句为“孝道当竭力”，说明范仲淹是把尽孝放在家风的第一位。对于孝道，范仲淹可谓竭尽全力，对母亲十分孝敬，以下两事可见一斑：

范仲淹在生活上十分清贫，除非宾客上门，否则“食不重肉”，就是不吃两个肉菜。对夫人、子女，“只给衣食”，就是仅能吃饱穿暖而已。这一方面固然是他本性节俭，不尚奢华，更主要的一方面是因为他天性至孝，因为母亲在世时自己正贫，没有能力供养母亲好的生活，因此日后虽贵，内心却不忍母亲生前没有享用的而自己过分享用，所以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

范仲淹的父亲葬在范家在苏州天平山的祖坟，而且范仲淹本人为苏州范家祖茔的购地、封山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但范仲淹死后，根据其遗愿，却葬于河南洛阳尹樊里（今伊川县）万安山下。为什么他死后不归葬于祖茔而要另葬于洛阳？因为这里是他母亲的坟墓所在。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没法生活，只好带着他改嫁朱氏。母亲去逝后，按照礼教，改嫁的女人是不能葬于原夫祖茔的，范仲淹只好把母亲安葬于洛阳万安山下。这里既不是母亲的娘家坟地，也不是夫家的坟地，而是一座孤坟。范仲淹不忍母亲孤悬异地，独自凄凉，所以遗愿死后葬于母亲墓旁，永远陪伴，以报答母亲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大恩，这都是源于他心底的孝念。

“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

任何风气的形成，都需要时间的累积。而没有制度的建立，即使非常好的理念也大多会在时间的蚀刻下烟消云散。范氏家风有“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的传统，而要把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就需要具体的事业来支撑。在封建时代，普通百姓生活艰辛，范仲淹也自幼饱尝苦难，所以他深深地怜悯穷苦百姓。为了让族中的鳏寡孤独者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也培养后代子孙的敬长怀幼之心，为此他创立了义庄义田制度，即用自己的俸禄购买靠近苏州城区的良田千亩作为义田，用义田地租收入来救济贫穷的族人。范仲淹在谈到创建义庄的初衷时说，“深念保族之难，欲为传达之计。”为了教育范氏子弟不要独自享受富贵而置贫苦族人于不顾，专门写了《告子弟书》予以开导：“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

为了进一步规范义庄的使用以确保制度的延续，范仲淹于皇祐二年（1050年）十月亲自订立了《义庄规矩》共计13条，这相当于范氏家族的“基本法”，对范氏义庄田产收益的分配作了明确的规定，大致包括同宗族各房日常的衣食和为官家居者的米绢供给、婚嫁丧葬的费用拨付等等。并同时规定只要族人出仕做官，摆脱贫困，就取消其相应待遇；且专门列出一条：倘若乡亲、姻亲、亲戚陷于贫窘，或遇饥荒不能度日，诸房共同核实后，可用义庄粮米“量行济助”。这样既扶助了宗族之内鳏寡孤独的贫穷者，避免了他们沦为无产游民，维护了宗族共同体，而且又对宗族成员的管理和教化也产生了重要作用。《义庄规矩》的建立也将家规家训的理念落实在制度层面。

《义庄规矩》不只是一种经济上救济族人的规范，而且还是一种激励族人好学上进、教化族人培育美德的方式。譬如，在规定给予不同层次应考子弟经费资助数目时指出，“庶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而对那些在外行为不检点，有了私生子来领口粮的族人一律不给。

范仲淹生前无论对儿子、侄子都严于督责，发现其在生活中有违家风的行为必定严加训诫。范仲淹死后，范氏子孙继承了这种精神，在范纯仁（范仲淹的次子）兄弟时期，《义庄规矩》大约平均每四年左右即续订一次。在续定的《义庄规矩》中增加了惩罚性的规定，对那些品行不良、违反族规的子弟，扣发一定数量的口粮和俸钱，例如：“诸房闻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听赎者，罚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除籍之后，长恶不悛，为宗族乡党善良之害者，诸房具申文正位，当斟酌情理，控告官府乞与移乡，以为子弟玷辱门户者之戒。” 《义庄规矩》用奖惩结合的方法，通过利益来调控对家族成员的教育和宗族的管理，以收抑恶扬善之效。

此前的范氏家训中也有劝赏的内容，但不具体，《义庄规矩》将奖惩具体化是家训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从此以后，家训中奖惩性的规定逐渐增多。这种以理论做指导，礼、法并用的做法，打造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对于塑造家风、强化家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根本上保证了子孙后代继承遗志，不因人亡而政息。“公既殁，后世子孙修其业，承其志，如公之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