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由于产权保护的不到位，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地位出现不对等，非公有经济无法得到与公有经济相同的地位和利益，从而大范围引发国进民退的隐忧⋯⋯

文 雪珥

为了寻找新的财政增长点，周王朝的最高领导核心周厉王宣布，对山林川泽实行“专利”——即国营垄断，利益归王室专享。这是一个改变了传统做法的改革举措，史书称“厉王始革典”(《国语·周语》)。

不过，周厉王没有想到，这次改革的红利还没享受到，却成为政商关系大动荡的导火线。

周王朝推行分封制，大多数山林川泽是公共资源，供“国人”自由开采。“国人”，是体制内的成员。“国，国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农不在也。(《国语·齐语》)所谓“国人”，字面意思即“城里人”，与居住在农村的“野人”或者“鄙人”相对，其中有没落贵族、自由民，有士人、商人，他们都是周王朝重要的执政基础。

体制内的商人，是“国人”的主要成员。

彼时的商人，在“工商食官”制度下，都是政府雇员。所谓“工商食官”，三国时的学者韦昭注解道：“工，百工;商，官贾也。《周礼》曰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食官，官禀之。”(《国语注》)“工商食官”，也就是工、商两界都实行国有国营。

西周严格的宗法制度，不仅约束着商人们，甚至还约束着商品本身。根据《礼记·王制》，在“工商食官”制度下，下列的物品是不可以上市交易(“不粥于市”)的，计有：1、圭璧金璋;2、命服命车;3、宗庙之器;4、牺牲;5、戎器;6、锦文珠玉成器;7、衣服饮食。针对前5项的禁令，无疑是出于讲政治的需要，因为这些物品涉及到最为关键的宗法秩序;而针对后2项的禁令，倒是更为符合这个王朝“以政令禁物靡”、倡导节俭的执政理念——尽管节俭仅仅是针对平民的道德要求甚至法律要求。

同时，法律对于那些可以上市交易的物品，也有着严格的要求。这些物品有：1、用器不中度;2、兵车不中度;3、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4、奸色乱正色;5、五谷不时，果实未熟;6、木不中伐;7、禽兽鱼鳌不中杀。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些看作是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及质检监督理念，对于商品的尺寸、精度、颜色都提出了明确要求，甚至还禁止将未成熟的粮食、木材、禽兽鱼鳌等上市交易。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美好的禁令，都需要依靠一台官僚机器的执行，而其中巨大的弹性空间，给各级官员们提供了诱人的寻租机会。

最关键的控制，是针对商人们而非针对商品。无论是从事“工”还是“商”，这都是祖传的职业，并不能轻易变更。商人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根据指令，采购王室和贵族的生活所需，他们很少出售商品。因此，严格地说，他们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商人”，而更像是内务府之类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采购员。

不过，学者们还是证明了，尽管体制内的采购员是彼时商人的主流，体制外也还是有一些真正通过商品流通获利的商人，当然，他们的人数很少，地位很低。包括商人在内的“国人”，在周厉王时代过得并不幸福，“下民胥怨，财力单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乱而? ”那时的周王朝，已经有300多年，层层分封、代代分封的制度，早已让“国”内的贵族们不堪负担，很多贵族家越分越小，至少在经济意义上成了平民、甚至贫民;而包括商人在内的其他“国人”，随着“国”内人口滋长、生产方式单一，再加上政府推行的僵化的计划经济效率低下，生活也不轻松。在经济压力的驱动下，“国人”们越来越多地涌入山林川泽，原本无非是搞点副业，但规模却越来越大。

麻烦在于，堂堂的周王室也因长年的分封制度，直接控制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再加上周边部落的侵扰，国防支出不断增加，也造成了“财力单竭”。山林川泽虽然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自始就没纳入分封的范围，一直是公共资源、自由资源。面对经济新常态的挑战，将公共资源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垄断，就成了周厉王的选择。

国进民退的后果，令不少“国人”断了财路、甚至生路，大臣召公报告说：“民不堪命矣!”(《国语·周语》)。“国人”们怨声四起，争相“谤王”，意见领袖们则质问：“夫利，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 甚至提出：“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史记·周本纪》)把君王放到了盗贼的位置。

自此，经济上的国进民退，开始变成严峻的政治问题。

周厉王的应对，是推行高压维稳政策，派人“监谤者，以告，则杀之” (《国语·周语》)，巨大的恐怖之下，“国人”甚至不敢在路上说话，亲戚朋友相遇，也只能相互用眼神示意。这就是成语“道路以目”的来源。

周厉王认为自己的高压维稳成效不错，告诉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却更为担心了，认为堵上民众的嘴，就如同堵上了一条河，一旦决堤，危害更大：“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强烈要求要让“国人”说话。(《国语·召公谏厉王弭谤》)

但是，维稳的成功表象，似乎鼓舞了周厉王，他并没有听进去。“国人”们忍无可忍，在公元前842年，终于发动暴动。最令周厉王惊心的是，此时连负责维稳的军警，也拒绝执行镇压的命令，众叛亲离之下，被迫出逃。

在大臣周公、召公的调解下，这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终于和平落幕。这或许并非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但肯定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一场和平终结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事件平息后，周公和召公根据贵族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这种政体，称为共和，史称“周召共和”，这是这场运动催生的第三个成语。

“国人暴动”，是中国有确切记载的第一次政商关系重大事件，也是第一次“国进民退”大博弈下，中国商人第一次展现了巨大的政治能量。这一事件，不仅极大地冲击了周王朝的执政基础，厉王之后仅仅经历了宣王、幽王两任就走向了末路;也极大地冲击了宗法制度下对于商人、商业乃至商品的严密控制，令新生的东周、也即春秋战国，迎来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束缚大大减少了的商人，获得了更大的空间。

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成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以这一“创世纪”为序幕，近三千年的国史实际上也是一部政商博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