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到现在只有三十多年的时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如今的中国的家族企业面临一项特殊的挑战：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效应日益突显，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家族企业进入传承的关键时刻。

70年代初，中国人平均家庭规模为4.74人，1982年降低到4.43人，1990年已下降到3.97人，2004为3.36人，这些数据反映的是户籍登记时单户家庭的平均规模，考虑到我国农村家庭有聚族而居的传统，那么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农村家族平均规模的影响会更大。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就曾经激烈地批评计划生育政策，他的原话是：

“这是我听过的最为奇葩的政策。事实上这个政策具有潜在的毁灭性影响。如果中国一直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可能最终消失。中国至少需要允许‘两个子女’的人口政策，这样才能维持人口增长。破坏了家庭，最终意味将破坏经济体系中最重要一环。家庭单位是国民经济所仰仗的基础。”

人们很自然地会问这样的问题：家庭规模的严重缩水是否会危及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在只有一个独苗作为企业接班人的时候是否会面临继承的困难？在计划生育的国策之下，未来的中国家族企业是否会烟消人散呢？

应该看到，即使内地没有采取计划生育，我们的家庭规模也会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而不断减少，家庭追求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现代社会中的家族企业必须适应这一基本趋势。前几年美国花旗银行委托的一项针对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印度和韩国中小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打算把企业传给孩子的只占27.7%，而40%的受访企业主希望把企业交给专业经理管理，另外近20%打算把企业卖掉；总体来说，半数以上企业主对业务的前景感到乐观。这意味着，即使在这些亚洲国家，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把企业交给专业经理打理，从而便于更好地解决企业所面临的人才短缺问题。我们可以预料，这种情况也会在未来的中国出现。

从现在国内针对民营企业的调研来看，家族企业依然把“子承父业”看作是天经地义的第一选择，各地出现的“富豪超生”现象，既是被“计划生育”政策所压抑的传统观念的反弹，更是在为巨大财富寻找合适接班人的无奈之举。

国外的研究发现，在家族企业的换代过程中，子女人数会直接影响换代的成功率，子女人数越多，备选的接班人越多，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越激烈，企业传给后代的可能性越大。

有研究还发现，如果创业家庭没有直接后代，他们把企业交给后代亲属或家族外成员有28%的概率换代成功；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么他们的换代成功率为30%，而他们如果有四个或四个以上的孩子的话，换代成功率可以接近40%。另外，如果这些子女来自不同婚姻，那么子女人数越多，家庭潜在矛盾越复杂，换代成功率会明显下降。这说明，子女人数只是影响企业换代成功的一个因素，而其他因素同样重要。

子女人数增加只是提高了发现优秀接班人的概率，我们越来越接受优秀的企业经营者不是天生而是主要依靠后天培养出来的说法，在子女人数减少的情况下，第一代企业家应该更早把接班人的培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应该考虑，如果遭遇子女对经营企业没有兴趣或能力的情况，应该如何选择接班人。

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企业家尤其应该接受“生男生女一个样”的观念，有时通过选择女婿来发现经营人才的范围会比几个儿子还要大，境外有名的例子很多。如香港已故船王包玉刚就很好地解决了有女无儿的代际传承问题，让包氏家族的女儿女婿们一起将包氏产业发扬光大。

在丝绸之府杭州，有一位知名的女企业家沈爱琴，现在她已经把万事利集团董事局主席的位置正式交给小女儿屠红燕，小女婿李建华担任集团总裁。沈爱琴的大女儿大女婿也在集团工作。沈爱琴夫妇与孩子们仍住在一起，并对女儿女婿们赞不绝口。

平时上课经常听到学员对于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的担忧和无奈，事实上，上述两个例子说明，有女儿，同时也拥有了选择女婿的权利，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女儿培养成具有事业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