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74年历史的镛记，因甘家大少和二少双方无法达成交易，陷入清盘命运。

长达七年的家庭纷争令这家老字号元气大伤，亲兄弟以及家人也对簿公堂。香港终审法院11月颁令镛记母公司清盘，经双方申请限期延至12月，但谈判再度破裂，仍未能就收购股份达成共识，甘健成（原名甘琨胜）一方坚持13亿元，甘琨礼最后出价至12亿4000万元。后者最后一刻急忙申请延迟清盘令，被终审法院驳回，这也意味着镛记母公司走入正式清盘。中国古话有魔咒“富不过三代”，而恪守中国传统的镛记仅仅传承到第二代就出现严重危机。

表面的风平浪静

镛记创始人甘穗辉原籍广东新会白石，1912年出生于香港，16岁便投身饮食行业，先后在中环多间食肆工作。1936年，甘穗辉以镛记的店名，与朋友在广源西街开设大排档，成为创业之始；1942年，他将镛记迁入永乐街三十二号地铺，名为镛记饭店，拉开镛记酒家70多年的历史序幕。1962年，镛记搬入现在位于中环威灵顿街的位置，并于1978年扩展为现在的镛记大厦。同年，他正式封刀退休，但每日仍亲自到店铺巡视，确保质量如一，与食客和伙计共进午餐，成为旗帜人物。

甘穗辉年轻时，到广州学艺，烧腊技巧出众，尤其烧鹅一味更是有口皆碑，被称为“烧鹅辉”，“烧鹅”也成为镛记招牌，在全球华人圈内享有“飞天烧鹅”美誉，被前往香港的游客及名人捧为最佳手信。美国《财富》杂志选出镛记为世界15大食府之一，《米其林指南》数次给予镛记一星评价。镛记酒家一度成为政府官员、富豪名流及在中环工作的专业人士最青睐的饮食场所。

甘穗辉有四房太太及18个孩子（11男7女）。他的第一任妻子早逝且未留子嗣，第二、四房太太及家人现居加拿大，与甘家其它人已甚少往来。甘老太麦少珍是他的第三房太太，嫁入甘家之后为其带来三子两女，镛记随之日渐红火，因此她最得甘穗辉宠爱，镛记也是他与麦少珍一手打理起来的。自甘穗辉66岁退休后，甘麦少珍成为女家长，其所生的五名子女，长子甘健成、次子甘琨礼、三女甘美玲、四女甘洁玲及五子甘琨岐均获分镛记股份。

作为镛记的创始人，甘穗辉认真设计了后代的发展路径。在他退休之前，拥有70%的股份，绝对控股镛记。他的三个儿子甘健成、甘琨礼和甘琨岐被安排学习不同的经营管理技巧。甘健成作为长子，一开始就是父亲心目中的继承人，他在高中毕业后就加入镛记，自父亲退休后就被指定为总经理，统筹日常运营，成为镛记对外的发言人，还负责销售、厨房部及菜式设计。次子甘琨礼在台湾学习工程，学成后统领后台事务，负责镛记的财务、营销及地产发展项目。三子甘琨岐继承了父亲的烧味技术，负责烧味部。甘麦少珍还生了两个女儿，但一个年轻早逝（甘洁玲），另一个女儿甘美玲并未参与镛记运营。

甘穗辉掌管镛记时，是家族绝对的大家长，他决定着家族生意的每一个细节。三个儿子完全听从他的安排，父子四人的协同合作使镛记成为一个成功的家族企业，并成为香港餐馆的旗帜之一。他对待员工就像家族成员一样，与他们共进午餐，讨论菜单和菜式的创新。所有的家族成员和镛记员工都对他尊敬有加。即使在1979年退休后，甘穗辉还是倍受镛记上下敬重的灵魂式人物。

2004年，甘穗辉逝世。根据他的遗嘱，镛记的所有权传承给了他的家庭成员。长子甘健成和次子甘琨礼每人持有35%股份，妻子甘麦少珍和三子甘琨岐、女儿甘美玲分别持有10%股份以作生活开支。当时的镛记价值约15亿港元，还有8.8亿元流动资产。

之后，镛记由甘健成和甘琨礼共同管理，分工上延续了他们原本负责的部门，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甘健成和甘琨礼在股份上并驾齐驱，管理职位又都是董事总经理，他们共同决定家族企业的所有管理事宜。所有与公司治理及董事会有关的决策，都必须同时得到他们二人的批准。甘穗辉认为，这是保持企业平衡和家族和谐的最佳方法。

所有权集中与管理失衡

根据甘穗辉生前的想法，所有权在两个参与经营的儿子之间平衡分配，由长子作为镛记对外发言人，是符合中国传统和自己心意的。然而他的企业传承只安排了所有权传承，并没有安排管理权传承。他可能也从未想过，一旦他的后代出现意见分歧，应该采取怎样的协商策略。

随着甘穗辉在2004年去世，问题开始浮现。甘健成和甘琨礼的教育背景迥异，想法截然不同。甘健成从未离开过父亲身边，想法保守又传统。他想保持父亲所留下的一切，规避创新风险。甘琨礼接受了高等教育，他认为经营一间传统食肆的很多老办法行不通，无法使镛记在香港激烈竞争的新时代中生存。两兄弟在讨论镛记是否要在机场开张一间分铺时有过非常激烈的争执。甘健成强烈反对这个计划，他认为会入不敷出；而甘琨礼则相信这是个好主意，会推广镛记的品牌，维持“飞天烧鹅”的传奇，三弟甘琨岐也支持。镛记最终没能成功拍得那块场地，然而兄弟二人的冲突由此也摆上台面。

在管理权上势均力敌，但没有父亲的决断，谁应该是镛记最终的拍板人，两兄弟为此争执不断。为加强在镛记的势力，兄弟二人都邀请自己的子女加入公司，并让他们担任主管。第三代的介入，使问题更加复杂。甘健成的两个儿子甘崇轩和甘崇辕都在加拿大修读会计，毕业后就加入镛记。甘崇轩还在不同部门轮岗，为他之后担任经理作准备。然而，他似乎对镛记的业务不感兴趣。最终，他和弟弟甘崇辕都从镛记退出了，并分别开张了自己的餐馆“甘厨房”和“甘氏烧鹅”，还带走了镛记的几个厨师。甘琨礼的两个孩子甘荞因和甘连宏并没有餐饮行业经验，却在加入公司之后就担任镛记的董事及替代董事，甘荞因还被提升为财务总监，接替父亲之前的职位。除了职位起点很高之外，甘荞因和甘连宏的薪水也为人诟病。甘穗辉在世时，他给两个担任董事总经理的儿子开出的薪水是一样多的。然而财务大权转到二子甘琨礼时，他的两个子女在镛记的工作虽是兼职，但甘琨礼以他们的能力更加胜任为由，开出的薪水比甘健成两个孩子的两倍还多，这与创始人的“平衡”意愿相背，无疑将冲突扩大到了第三代的兄弟姐妹。后来，在公司治理上，甘荞因还进入了镛记董事会，帮忙决策非常重要的事项，却无须经过一般程序，也不提前知会甘健成。根据法庭呈堂资料，甘荞因曾经在几名员工面前“羞辱”甘健成，令他难堪并“丢脸”。在儿子和其它几名董事的帮助下，甘琨礼夺过了原本一直由甘健成负责的人事管理权，而且在并未取得甘健成同意的情况下改变了市场营销策略。甘健成失去了镛记对外发言人的地位。

这种纷争在三弟去世、股份变动之后更加剧烈。甘家三弟甘琨岐在2007年去世后，他的10%股份依其意愿转给二哥甘琨礼。2009年，镛记女家长甘麦少珍将她的10%股份转给甘健成。于是，甘健成和甘琨礼每人拥有45%镛记股份。2010年，妹妹甘美玲决定将她的10%股份转给甘琨礼。至此，甘琨礼持有公司55%股份，拥有了对镛记的控制权。长兄甘健成的一再失势，令镛记步入更加失衡的局面。

2010年，甘健成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他想放弃企业所有权，想让弟弟甘琨礼买断自己的股份，但被拒绝了。甘健成在3月份向法庭上诉，申请将家族公司镛记控股清盘，或由法庭要求兄弟中一人向另一人买断其股份。法庭驳回了甘健成的上诉，“希望能够帮助诉讼双方就出售股权的价格问题达到一致，并毋须再寻求法庭裁决”（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夏利士Jonathan Harris语）。然而，由于两兄弟对股份收购价格一直有两亿港币左右的价差，股份收购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甘健成在2012年突然去世，把这个难题留给了他的妻子梁瑞群。她坚持甘琨礼要么以甘健成提出的价格买断股份，要么就让镛记清盘。甘琨礼依然不同意这个安排。在此时，之前一直支持长子掌权，还将自己的股份给予长子的女家长甘麦少珍改变了想法。也许是长子去世之后，出于对后者的爱护，她转而支持后者的决定。妹妹甘美玲也认为，应该支持二哥掌权镛记，因为二哥比大哥更能干，为镛记投入更多心血。这使得梁瑞群为丈夫和儿子争取利益的努力遇到很大困难。

传承不完善带来的后果

由于镛记是一家在BVI注册的公司，争议和清算并不影响镛记酒家现在的运营。然而，如果清算导致了第三方掌权，则镛记大厦可能被挪作他用，这也就意味着大厦内用于制作烧味的特殊炭炉可能不复存在。目前，香港政府已经不再批准建造这种类型的炉子。也就是说，如果镛记被第三方掌权，那么镛记的招牌菜式可能会消失。

甘家人都承认，如果甘穗辉生前能够作出比较完善的传承安排，或者与儿子沟通清楚管理权和所有权的细节，那么这场纷争可能会被避免。“因为对一家餐馆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厨房和菜式，也是一种关系。我们的品牌、与客户和员工的关系，是无形资产，与菜肴的可口同样重要。可是我们的创始人并没有留心与下一代讨论这个话题。”甘家一名成员说。甘穗辉在世时的绝对领导和他的中国传统“平衡”观念与儿子的个性脱节，以及两代人的缺乏沟通，给家族企业埋下种种隐患。从2004年开始的八年间，甘家两代三口人接连去世，使股份的转让和管理权的平衡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此前甘穗辉对于镛记的安排并没有引入家族信托架构，如果有家族信托的保护，重要的决定必须由家庭成员同意才能进行，就不至于到了纷争后期，镛记中人治对企业的影响远远大于法治。这一切都使镛记的发展举步维艰。

由于长期的家族纷争，镛记的声誉受到了严重损害，而长期雇员的忠诚度也受到影响。甘家人虽然还在同一座房子里居住，但自纷争开始之后却不再与彼此对话。顾客们也开始抱怨镛记酒家的食物品质不如以前。镛记失去了在《米其林指南》上的星级称号。而另一边，甘健成的儿子另立门户打造的甘厨房和甘式烧鹅却开始在《米其林指南》上崭露头角，这距离两家餐馆开业仅仅一年。谁将带领镛记走向新的未来，仍然是一个未知数。